1900年，二十世纪第一个年头，梁启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少年中国说》鼓吹奋发进取，刚健有为的“少年中国”精神。回首百年风云，真可以把这篇宏论看作二十世纪中国的预言书——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实实在在是少年中国。当人们纷纷确认：二十世纪是浮躁不安的世纪时，他们事实上也从另一个角度确认了二十世纪的少年中国特色——因为二十世纪的风云多变，正是少年浮躁生命力的有力显示。 可以把“五四”确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轴心年代，而“五四”先驱都是“少年中国”精神的倡导者——胡适就在1919年的《少年中国的精神》的著名讲演中阐发了“少年中国”精神的内涵：反对“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反对“退缩的人生观”，反对“野心的投机主义”，倡导“批评的精神”、“冒险进取的精神”和“社会协进的观念”。鲁迅也在1919年《随感录四十》中呐喊：“旧账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在《随感录四十一》中鼓动：“原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做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样的文章，经历了多少岁月的磨洗，至今还燃烧着热能，催人感奋！谈及“五四”先驱们的不朽业绩，人们多叹服他们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但我觉得：学养不是一切。有学养而乏良知有识见而少激情的人，决不可能开创出“五四”那样的伟业。因此，我认为：“五四”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少年中国”的使命感与冲天热忱。——正是这种使命感与冲天热忱使他们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潮，冲决了旧文化的网罗，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与冲天热忱使他们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常常一个人在几门学科领域里纵横驰骋，多有建树，成为后人望尘莫及的文化巨人、思想大家，同时也给后人以深深的激励——一直到世纪末，“五四”依然是思想界、学术界念念不忘的主题。 是的，二十世纪是“少年中国”的世纪：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救亡运动，从知青运动到“四五”运动……青年一直是时代大潮中的弄潮儿。青年启蒙运动中呼风唤雨，青年在民族战争中慷慨赴难，青年在政治风云中冲锋陷阵。青年是民族觉醒的先锋，青年也是改天换地的主力。为了现代化，为了民族的腾飞，一代又一代青年前仆后继，付出了最大的牺牲。 可是，为什么到了世纪末，“少年中国”精神的火炬似乎已不如世纪初那么熊熊燃烧？ 原因十分复杂。而转折点是在“文革”中，则是确定无疑的。“文革”的先锋队是红卫兵。红卫兵满腔热忱为了反修防修、为了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解放全人类勇猛冲杀，到头来却被证明不过是充当了企图改朝换代的工具。从他们点燃造反的的大火到成为时代的殉葬品，其间不过一年左右光阴。纯洁的理想被出卖，高亢的热情被毁灭，是二十世纪“少年中国”运动所遭到的空前巨大的挫折。因为红卫兵的悲剧不是被黑暗吞没的悲剧，而是被阴谋出卖的悲剧。当北岛在“文革”就写了下“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的句子时，当顾城也在“文革”中写下了“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的诗句时，他们都表达了一个无情的思想：热情已经耗尽，剩下的只有无可奈何的冷嘲。 “文革”终结以后，青年中又焕发出“少年中国”的热情——从学科的热潮到几度“理论热”……但是，冷漠之雾还是无情地蔓延了开来——从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中弟弟的悲叹：“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假的！我看破了……”到都郁的话剧《哦！大森林…》中叶娟的叹息：“我把一切都看透了，看透了！假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文革”后遗症的显现；从潘晓的呼喊：“生活的路哪，为什么越走越窄”到张辛欣在《在同一地平线上》中关于“普遍存在的生活软弱症……最好的自卫状态就是默默地吃、睡、做，甚至什么也不做！”的悲凉感，都使人感受到日常生活压力的强大、冷酷；从徐星《无主题变奏》的开场白”“也许我真的没有出息…更要命的是我不等待什么”到苏童在《平静如水》中那段“一九八七年我又无聊又烦躁”的表白，都展示了冷漠无聊的“世纪末情绪”。而对于这种情绪作出最凝炼概括的，当推女权主义作家陈染——她在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中写道： 我发现自己如同一个年迈的妇人，已经失去了畅想未来的热情，除了观察，只剩下回忆占据着我的头脑。 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时节啊！ 也许，我的确是病了，但那决不是医生所诊断的什么“幽闭症”或什么“思维障碍”。我的头脑从来都十分清晰，我知道自己，我所患的不过是“早衰症”罢了。而且，我相信患上此症的肯定还大有人在，会越来越多，它将成为世纪末的流行病。——“早衰”，未老先衰，这正是人文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症候！那些“衰莫大于心不死”的新俗语，那种玩世不恭、躲避崇高的痞子气，都是对“少年中国”精神的否定，也是对民族精神的腐蚀。无论“早衰”心态的产生多么具有不可避免性，可以理解性，它终究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不是！它不知销磨了多少青年的创造热情与人生良知！难道，这就是中国追赶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付出的巨大精神代价？！ 不错，现实有太多的荒诞与悲哀。但“早衰”心态最直接的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早衰者自己。因为早衰者在冷漠中虚度了年华，除了作践自己，根本于事无补。 全部问题正在于：想不想有所作为？想，就得与“早衰”的流行病作斗争；想，就得不断进击、奋斗不息。 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两个因素：“第一是理念，第二是人的热情”。他说得对。如果说，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热情，那末，我们可以在当代“早衰”心态之外发现怎样的热情之火，“少年中国”精神之火？从这个角度看去，1993年以来大陆文学界、思想界风起云涌的“重建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1993年以来一批关注现实、格调沉雄的文艺作品的涌现，都是热情不灭的证明，都是“少年中国”精神得到复兴的证明。在这股文化思潮中，富于使命感的人们向虚无主义展开了斗争，同时展示了不曾被世俗化大潮冲垮的精英文化的批判力与凛然正气。如果我们不仅仅把这场大论战看作当代大陆思想界虚无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一场势不可免的冲突，我们还不难从世界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中看出这场论战更深厚的意义：在西方思想界，一场清算现代主义是是非非的思想运动正方兴未艾。这场发生于二十世纪末的思想运动是不是昭示了历史的某种意志、昭示了人类不甘于虚无主义的泥潭中沉没的自救决心？让时间去作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