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夏末，在英国克利夫兰郡的蒂赛德大学召开了“2000年青年问题”国际研讨会，英国、巴西、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荷兰、中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25个国家的200多名学者参加， 与会者根据本国本地区的情况各自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对于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有两大问题尤为引人注目： 一、变迁社会中的青年人 当代青少年身处新技术空前普及和社会生活剧烈变化之中，他们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是世界青年研究者、教育者和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北欧一些国家里，一般都认为青年到成年的转换期变长，这个转换期正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特点。一些学者根据对1968～1972年出生的青年男女的抽样调查，指出：当代青年面对教育、工作、社会关系和为人父母等等进入成人社会后必将面临的选择，显示出许多不同于父辈的特点，比如，被调查的大部分女青年都不再渴望“结婚，当妈妈”；而很多男青年则认为，“养家活口”对于他们来说已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在亚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的青年正日益背离和抛弃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转向个人主义。当然，这些发达国家的公众舆论对于当代青年人卓越非凡的能力都一致认同，对于他们一些有悖于传统的观念和行为则采取了一种宽容和谅解的态度。 俄罗斯及东欧等一些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剧变的国家中，出现了特定社会背景中的“过渡青少年”问题，这些国家中的当代青少年所面临的现实与未来已迥异于他们的父母，他们已不可能象其父母那样期盼可靠的“谋生工作”以及福利“安全网”的保证；同时，随着跨国传播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他们已面对着文化的全球化。来自这些国家的许多学者认为，培养和引导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需要有一种新型的成长模式和教育思路。 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形象已经全然不同于60～70年代传播媒介的描述，他们已经不再热衷于对文化规范的反叛和对创新社交方式的追求。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向，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为此，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忧心忡忡的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向型经济的大增长和经济的充分自由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从而促使了青年了的两极分化，正在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即有权势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新一代与边缘农村的低劣层次的新一代。前者热衷于显示其身份的生活方式而竭尽其高消费的挥霍，后者则致力于寻找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与精神力量来弥补其身份与地位的不足。这种对立的发展将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缓和、消解这种灾难性的对立 二、青年政策的整体性与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培养 国情不同，青年政策自然有明显的差异，但却有共同的缺陷。青少年时期容易产生越轨行为，所以媒介和政府就都倾向于注意青少年的各种问题，包括个体和群体的，而对于“一般”青年的问题，比如：对于怎样帮助青年人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生活等等就缺少关心和相应的对策。此外，在经济发展时期一般政府都能将青年人作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部分来考虑；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的中心工作里就再也没有青年了，最多是关注一些边缘性问题。还有不少政府有专门机构来解决下层青年的问题，注意发挥其作用；但真正将青年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源，制订全国的政策加以全面开发的，似乎还较为鲜见。为此，与会学者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应从人类的长远利益着眼，制订对青少年的整体关怀政策。 当然，各国政府已经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了不少青年政策。比如，有的国家已将“技术”能力作为青年人进入社会的主要标准，有的国家责成卫生机构推行一整套的青少年保健规划，从生理、心理上给予青少年全面的关心。有的国家把关心青少年的闲暇生活作为政府青年政策的中心，以专门法规和财经支持社区来改善青少年的各种竞技、运动和宗教活动场所，并运用经济手段支持社区内自发性的青少年协会开展活动，指导青少年在闲暇时间里进行广泛而有益的社会和文体活动。有的国家通过对历届中学毕业生的纵向追踪调查，认识到青少年在学校中的各种课外活动对其民主信念的形成和成年后参与社会有很大作用，因此正设想有计划地对青少年的课外活动加强引导，以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使之成为21世纪合格的社会公民。对此，与会学者都予以充分肯定，不过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21世纪的青少年应当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以有远见者，应在综合上述种种做法和设想的基础上，制订出适合本国青年的整体关怀政策，以培养新世纪的合格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