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离不开主体和对象双方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体现，是人与动物揖别和分野的根本所在。马克思说：“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特性”的论述进一步具体化了，他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史根本不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都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17）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3。）动物生产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能够依赖有目的、有意识实践活动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并在改造对象世界中获得自身发展的自由。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特殊生命形式，即它是社会生命的特殊运动形式，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也正是在实践过程中，人成为一种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在世界对象性活动中，这种主体性存在具体表现为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注：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A]，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这一实践活动， 一方面是工作主体即思想政治工作者将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授给社会成员；另一方面是作为对象的社会成员将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思想观念并使之转化为自己的外部行为。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就在于：实践主体即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人，实践客体即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也是人，二者都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离开任何一方的主体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只有当双方的主体性都得到充分体现，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由于工作的主体一般都受过专门训练或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掌握一定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教育经验和能力，加之他们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和调节者，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因此其主体性体现得既直接又明显，其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易被忽视。大量的事实表明，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恰恰是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主体性。必须看到，思想政治工作对象也是人，因此，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区别于其他物质客体的重要标志是具有能动性，即这一对象不仅能够能动地反映外部世界和自身，还能够能动地接受主体的作用，对主体传递的思想道德信息加以认识、选择和接受，发展和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也具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集中表现为自主认识、自主选择、自主思维、自主控制以及自主完善等方面；第三，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还具有创造性，即能够在反映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基础上创造出精神产品。正是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具有主体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工作对象为本，强调激发他们的主体性作用，才会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工作对象主体性缺失使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陷入了困境 真正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其目标和内容应该为工作对象所认同。但在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接受度或认同度并不是很理想，出现“说了没人听、听了没人信、信了没人做、做了行不通”的怪异现象。不仅如此，我们甚至还会听到一些偏颇的观点，如思想政治工作“无用论”，政工岗位“虚设论”，政工干部“无能论”等等。这些现象或观点表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分析思想政治工作陷入困境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主体性缺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人的主体性表明，人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但人的意义获得不是靠自然遗传进行的，而是通过教育进行的。在教育过程中，被教育的对象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思想改造的客体——人的类思维的代际传递使之成为特定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也就是说，被教育的对象不仅能够“自由”、“自觉”地将自己本身、自己的生活及生命活动当作意识的对象，而且也能够能动地掌握自己的生活、支配自己的活动。（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05年第3期第22页。）对于这样的对象来说，其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的形成是在外在的价值引导下借助个体主体性的发挥努力探索、不断建构从而达到自主自觉的过程，思想政治工作者所传导的思想品德、规范、要求等能否被接受，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不得不取决于思想政治工作对象能动作用的发挥。因为对象个体的主体性使其能够用理性审视自己的动机、愿望、需要、意图，并通过外在于自身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心的法则，把社会要求转化为内在需要，把各种道德规范逐渐从他律转化为自律。显然，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其思想政治品质的形成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都是外部制约过程和内在转化过程的统一，而其中内在转化过程起最终决定作用。受教育者只有把教育的内容内化为自觉的认同和需要并转化为个体品质，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长期以来，在片面的价值论的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只注意主体的行为过程而忽视对象的接受效果、只关注服从规范的工具性价值而较少注意促进个体发展的目的性价值，这说明，在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视野中，工作对象的主体性缺失了。这种缺失集中表现在：其一，内容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无视了工作对象的内在需要。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分成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人的低级层次的需要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向高层次的需求提出要求，而支配人们行为动机的往往是那些尚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类需要等级理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是：思想政治工作要想取得应有的效果，就必须把满足人的需要作为其出发点。而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片面性的做法，即回避甚至否定对象的需要，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自然会显得空洞和苍白无力，当然不能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预期效果。其二，方式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忽视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独白式的单向灌输使工作对象被置于绝对客体化的地位，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观念的说教、规范的灌输、行为的约束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而作为工作对象的人则异化成了消极被动接受社会规范的工具。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教育者拥有信息的优先权和传播权，独白式的单向灌输尚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单一封闭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大众传媒的悄然兴起，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工作主体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就必然受到质疑，于是，单向式灌输工作方式的合理性和合道德性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就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