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对高校德育模式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进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生。(江苏 苏州 215021)

原文出处:
道德与文明

内容提要:

网络文化的兴起对高校德育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理性地审视这种挑战并选择正确的应对策略,对高校德育理念、内容和方法进行探索和创新,是高校德育工作者必须承担的时代责任。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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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以信息为本质、中介和运作方式的网络文化必然会引起高校德育模式的变迁。网络文化“不仅仅是一场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与日常交往方式的变更,……更为根本的是人的价值坐标体系、存在意义标尺的转变”[1]。网络文化使得大学生由单向度的被动接受的读写时代步入人—机互动时代。这是一个教学主体与客体更加模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互动交往中互通有无、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时代。

      网络文化是由Intemet产生并依赖于其发展的所有技术、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的集合体。具体说来它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首先,开放的网络文化改变了时空结构,“导致了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2]。人们在“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time)里,凭借先进的沟通交流手段,可以自由地进出各种网络社区,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寻找自己满意的交往对象,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网络的核心价值是为开放社会信息的采集、处理、传播提供一个交互平台。网络信息资源的开放意味着自由,人们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得人际交往更加频繁、广泛和深入。这种由信息时空的开放而获得自由的人们必须为“辨识陌生人”、“放弃稳定”、“追新求异”、“信息不对称传播”所可能发生的风险承担责任。

      其次,网络文化的主体隐匿性突破了血缘文化的主体亲友性和契约文化的主体身份性。凭借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的信息传播交流不同于面对面的信息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交流网上的一个节点、一个符号,人们往往不知道,甚至不需要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充分行使权利、张扬个性、畅所欲言、针砭时弊常常是主体匿名的伦理意义所在。然而这种“隐匿性”造成“不在场”的证据,容易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心退化和社会监督机制的弱化。

      最后,建立在行为主体自愿、自主和自由游戏规则之上的网络文化,在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比如情感焦虑、黄毒泛滥、病毒猖獗、窥探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问题单靠网络技术的完善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很有用,但它也能用来杀人”[3]。法律政治与伦理道德是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科学技术有利于人的福祉的两种基本方式。法律政治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和作用范围具有强制作用。然而,开放、隐匿、自主的信息社会使种种外在强制的法律政治规范难以普遍生效,信息的高速流动和时空转换使外在的法律政治难以规范、监控个人的具体行为。信息社会的开放性、匿名性和自主性凸显了对公民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治理要求,而道德自律则是实现这种社会伦理变迁的人文基础。

      二

      网络社会的发展使德育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呼唤着对德育培养模式的创新。所谓高校德育模式主要是指,高校德育的理念、方法、内容必须体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选择合乎大学生成长心理需求的教育方式,以提高大学生对高校德育的认同接受能力,有效养成大学生的健康道德人格。

      一方面,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匿名性使得大学德育工作更加艰巨,同时也更加必要。网络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将不断地变化形式。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话语霸权和网络技术潜移默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价值观念、文化及生活方式,这不能不影响着大学德育的实施。网络的开放性在造就大学生网民思想开阔、知识创新能力增强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文化观念、思想意识等的相互渗透与冲击,使大学生面临着道德抉择的困境。各种外来的观念思潮和随社会变革而出现的新的价值标准是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最具“不确定性”的方面,是分解既有道德秩序的主要力量。网络的自由开放特性使外在制度约束难以普遍确立,信息的高速流动和时空转换使外在规范难以落实到个人,而匿名性更是对本已脆弱的社会监督的进一步弱化。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在真实与虚伪之间寻找到彼此间的信任更为困难、复杂。交往的虚拟化使人们直接交流的机会减少了,造成群体意识的淡薄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增加了高校德育工作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社会对网络主体的自主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更高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的道德自律。当然,这种自律的确立与保障离不开外在的制度性干预。

      另一方面,高校德育的社会生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由于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速度、内容较以往时代的改变,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社会行为结构、个体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都产生了巨大裂变,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网络社会德育培养模式的转变必须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毕竟,德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效配合,高校德育“系统的有效运转,而非系统本身”构成了德育实践的宏观支撑体系。网络化时代高校德育与传统高校德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虚拟与现实的差异、缺场与在场、人—机互动与单向传输等方面。网络不仅使社会文化资源有了充足的发展,引起了教育内容的深刻变化,而且也深深地改变着传统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网络化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自由、宽容的社会,使所有具有不同道德价值取向的成员能够开展合作,这是高校德育的价值所在。网络化时代高校德育模式变迁不在于是否需要道德教育,而在于这种教育体现了什么样的理念、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教育方式是否符合新时代的社会需求以及合乎人性的自由发展,这种教育是否具备可接受性、能否产生认同性、教育方式是否有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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