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基本内容 人性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人在同自然、社会和自身三者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主体性的统一。 人的自然性是人性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1]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人同动物一样都有生理机体，都具有满足本能需要的自然性需求。“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必需要有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这种“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 人的社会性是人性的现实表现，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人的生成与发展无论是肉体或精神都表明为一种关系的生成与发展，个体所具有的一切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他人和社会发生联系、产生相互作用而获得的，而个体也都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作用于他人、作用于社会。“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6]印度狼孩的事实表明，离开了社会关系的人只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肌体，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人的社会性不是抽象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个体在其特定的社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获得其社会性并加以具体体现。 人的主体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体现，是人与动物揖别和分野的根本所在。“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征”，[7]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马克思所谓人的“类特性”进一步具体化：“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都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8]P243动物生产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能够依赖“自由”、“自觉”的活动即有目的、有意识的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去进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在改造对象世界中获得自身发展的自由。 二、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视界中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产生的三大根源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科学论断为我们解读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提供了新的视界，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主体性三个角度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的主要根源在于： 1.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物质需要的忽视违背了人的自然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性的论述表明，物质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人的自然性使得人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物质利益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离开衣、食、住、行、用等物质资料，人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人从事劳动生产的动机和直接目的是为了物质利益的获取；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进行最终也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应该承认，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始终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从现实生活中看，人的思想和行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物质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人的自然性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注教育对象的物质需求为实践起点，但由于受自然经济时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道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正统儒家义利观的影响，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重精神轻物质、重奉献轻索取、重社会利益轻个人利益的片面化倾向较为明显。我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优良传统，积累的丰富的工作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都曾发挥过巨大的威力。但十年内乱中不顾人们的物质利益、无视人们的思想实际，用压制代替说服，“假、大、空”的一套“左”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这种违反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对其产生了厌恶和恐惧心理，迫于政治高压，人们只有做出虚假的承诺和表面的服从，思想政治教育由人的自觉需要异化为外在的强制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利益动机和欲望得到充分激发，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空前膨胀和强化，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得社会物质财富大量涌现，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更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忽视教育对象物质需求的满足必然会导致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疏离，思想政治教育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2.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合力的忽视违背了人的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个体与他人建立起普遍的关系，普遍关系的建立大大扩展了个体活动的空间，使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心理、情感、信息等方面得到交流，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在与周围环境进行的信息交流中不断发生变化。从人生历程来看，既有家庭及血缘关系所产生的早期、长期、直接、细致、深刻与濡化的独特性影响，也有学校教育的塑造性影响，更有社会的诱导和习染性影响，正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一个人不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地来教育，而是由人所经受的种种影响的全部总合综合地教育出来”，[10]其中学校作为制度化的社会机构以发展人的理性、培育人的德性为价值追求，在人的思想品德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个体思想品德的生成在时间上是持续终生的、在空间上是超出于学校之外的社会存在，学校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局限，现代社会的日益开放使得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更加直接、有机的联系和互相渗透，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