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精神”的科学合理界说是深入开展民族精神研究的必要学术前提。然而民族精神问题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内容，国内外学者对民族精神这个概念也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体现着不同的研究思路。本文从多种角度概述对于民族精神这个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从中引申出把握民族精神的应有视阈、思路与方法。 一、西方学者对于民族精神的主要界说 据考查，在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曾经较早地提出了“民族精神”一词，但未给出具体的界定。西方学者对于民族精神有许多不同的研究和界说思路，其中尤以三种思路值得关注。 一种思路以黑格尔为代表，注重于民族精神的历史基础。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注重从人的自由意识——世界精神的现实具体形成过程中展现民族精神，并力求在逻辑上和功能上达到对于民族精神的全面界说。黑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的行程中，一个特殊的民族精神应该当作只是一个个人。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过了这种发展阶段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觉。这些阶段的各种形态就是世界历史上各种的‘民族精神’，就是它们的道德生活、它们的政府，它们的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1](p.56)。他还从外延上界说了民族精神，指出它是“在国家内表现它自己，而且使自己被认识的普遍的原则——包括国家一切的那个形式，——就是构成一国文化的那个一般原则。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存在于那个叫做国家的具体现实里的——那个确定的内容就是‘民族精神’本身。现实的国家在它的一切特殊事务中——它的战争、制度等等中，都被这个‘民族精神’所鼓舞。同时，人类对于他的这种精神和本质，对于他和这种精神的原始统一，也必须获得一种自觉”[1](p.52)。黑格尔的“民族精神”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精神现象学》中有关精神的界说与家庭、国家、民族概念而演变来的。因此，黑格尔所说的民族精神不仅是已经取得和认同的普遍性原则，而且这种普遍性原则的取得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民族精神概念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理论性，但他又认为民族精神总是活跃在世界历史这个巨大舞台之中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又可以认为黑格尔所说的民族精神也兼具较强的现实性。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发展的本源就是民族精神，正是对于民族精神的追寻使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达到了“自觉”或“自由”。不同的民族由于对民族精神的不同认识而具有不同的自觉性水平：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他由此断定中国是没有精神的，是没有历史的。 另一种思路以马克思为代表。虽然马克思本人在其著作中没有明确做出有关民族精神的直接界说，但他在总体上承接了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的基本研究思路，又超越其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理念，并将民族精神问题融入到社会历史的大变革中加以思考，尤其着力于解决犹太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解放等重大问题，对民族精神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对于民族精神问题的思考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他把民族精神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现实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把民族精神作为民族自觉和民族解放的必要精神条件；第二，他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认为民族解放首先需要阶级解放，这样阶级解放就成为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件，也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一旦建成，会比以往的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这些信念支配了他一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价值导向，也向无数民族国家为之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精神支柱。 还有一种思路是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界说民族精神。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注意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民族精神。例如，W·G莫萨认为“文化精神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之总和”。与此相关，社会学家K·杨认为每个社会都建筑在那些使他们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一种“文化模式”或“社会特性”之上。人类学家G·戈尔认为，文化精神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各种行为观念和目的的总和”[2]。人类文化直接地是通过民族文化而存在和表现的，民族精神则构成了民族文化的观念内核文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一方面通过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通过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表现出来。从民族精神入手才能真正深度地理解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中国学者对于民族精神的主要思考 中华民族作为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着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独树一帜的民族精神，这种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是维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家园的根。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形成了一种厚实的心理积淀，具有广泛的社会物质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随着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民族精神问题也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民族精神的界说有以下五种思路尤为突出。 1.历史性、时代性的界说 主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的主题来界说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时期凸显不同的主题，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初这个水深火热的年代，梁启超等爱国人士提出了“国性”与“民德”的命题。所谓“国性”，梁氏指的是一个民族赖以自立天地之间的本性，指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渐渐形成起来的精神传统，即该民族所以能够自立自存的根本依据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