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全球政治的主角，在国际互动中始终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除了执政者本身具有一定的宗教情感之外，在对外关系中也时时遇到宗教因素。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和对外发动反恐战争都涉及到了宗教因素。从这个意义来讲，要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了解宗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这也是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视角。 一、美国的宗教传统与民众的宗教意识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斯大林要求前苏联驻美国大使葛罗米科每个周末都要去教会。斯大林相信，听美国牧师的布道有助于了解美国式思维和价值体系，美国的教会促成了美国的国家定位，左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事实也是如此。 董小川认为，“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国国家政治的基本依托。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还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和探索美国宗教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是我们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的基础和钥匙。”（注：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1。） 1.宗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16世纪后期，英国完成了宗教改革，但一些加尔文派（英国新教）教徒认为，改革后的英国国教仍然保留天主教旧制的陈规陋习，应该进行清洗，让教徒们都才“勤俭清洁”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为清教徒。英国政教合一的政府视清教徒为“异教徒”，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导致大批不愿放弃宗教信仰的清教徒逃离欧洲，移居北美。1620年11月，102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到达马萨诸塞湾，建立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块殖民地。 清教徒移居北美大陆，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迫害；另一方面，多数清教徒的真正动机是想在这块大陆上寻找它们实现宗教理想的“净土”。他们身带《圣经》到那里不是追求世俗生活或发财致富，也不是探险或寻求刺激，而是认为上帝选择了自己去另建一个“新”英格兰。正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在新英格兰海岸落户的移民“并非迫不得已离开故土，而是自愿放弃了值得留恋的社会地位和尚可温饱的生计。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得胜利”。（注：[法]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第36页。） 1630年，北美移民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在其著名布道词中首先提出了“新教孤立”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是一座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人们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在承担上帝使命方面有任何差错，上帝都不会再帮助我们，我们也会成为世人的笑柄。”（注：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Mark Noll and Roger Lundin,eds.,Voices From the Heart:Four Centuries of American Piety,MI:Eerdmans,1987,pp.4-6.）随着新英格兰从一个早期移民定居点变成一个殖民地，又从一个殖民地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山巅之城”的意义转变为美国是世界各国应该效法的模范国家。这就是不少美国人所津津乐道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由来。 清教徒所宣称的基督教理想成为他们开拓新大陆过程中的精神食粮，深深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在思想意识上成为美国文化的“灵魂”。尤其是“上帝的选民”和“山颠之城”以及“美国例外”的概念，在美国立国之后，成为美国人把自己与世界其它地区的人在精神上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 独立战争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其就职演说中重申了上帝与美国的关系：“上帝统摄宇宙万物，主宰各国的治国大政，其神圣援助可以弥补人类的所有缺失。他的祝福能为合众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赐授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由人民自己所组成，旨在实现上述根本性的目标，而他的庇佑则能使这个政府在治理中运用一切手段，成功地履行其所应尽的职责。窃以为，我在向这位一切公共和个人美德的伟大创造者表达敬意时，也同样分毫不差地说出了在场各位及我国全体同胞的心意。在各国人民当中，美国人民尤应向掌管人间事务的无形之手表示谢忱和虔敬”。（注：李剑鸣等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4页。） 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美国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该原则为一句话（两个分句），即著名的“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国会不得立法设立宗教，或限制其自由实践”。根据这了原则，美国政府中没有宗教组织的代表，国会中不设宗教组织的席位，司法系统与宗教组织毫无关系，国家财政也不负担与宗教有关的任何开支。 美国开国元勋们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原则，实际上培养出了更强大的宗教势力，只不过这个势力是多元化的。这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运作也带来了帮助。正如法国的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主要的部分。”（注：转引自R.G.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5页。）阿列克西·托克维尔在其两卷本著作《美国民主》中指出，基督教是美国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基础。在摆脱了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迫害之后，美国社会中的居民和移民的宗教可以很确切地描绘成“一种民主共和的宗教。”（注：[法]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第100页。）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美国的基督教采取了世俗政治的结构模式。国家与教会分离，强调信仰自由意味着无数教派和宗派是与政治领域的多党民主竞争相对应的。宗教避开了政治冲突，并提出了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 法律上的政教分离不能阻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宗教问题或宗教事务方面还是有作为的。例如，1952年，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美国总统每年确定一个日期为全国祈祷日。1988年，国会对该法律进行修改，明确规定全国祈祷日为每年的5月7日。1955年，国会通过法案确定将“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印在美钞上；1956年，又通过一项法案把这句话定为全美国的座右铭。至今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在货币上印有“上帝”字样的国家。冷战初期，为了抵御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渗透，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法令，在全美中小学升旗誓词中增加“上帝保佑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这一法案时特别说：“从今天起，在每一个城镇、每一个乡村学校的教室里，数百万我们的学童将会天天诵读，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对万能上帝的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