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国际观察》杂志编委。长期从事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研究，同时学术兴趣和研究还涉及国际关系理论、欧洲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分析。现主持国家级和学校多个课题的研究。 拜访陈玉刚教授之前，在网上查到他的资料，仅凭这些，称他为年轻有为的学者不为过。但这位年轻学者，还有一些让人感动的故事。 一份报纸影响一生 陈玉刚出生在浙江新昌，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那一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度过的，平静而安宁。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他学习成绩在班里总能保持在前十名，高三分班进了文科班，原来底子就不错，再加上一年的强化突击，很顺利地考进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成为了当年浙江省考进该系的四个幸运儿之一。 选择国际政治专业，陈玉刚是受到了当时时代的影响。八十年代，改革天放刚刚起步，国人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凡是带“国际”两个字的专业，在年轻学子中非常热门。陈玉刚选择的另一个原因与伯伯家订的一份《参考消息》有关。陈玉刚从小爱读这份报纸，它为幼小的陈玉刚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一外一内的合击，促使陈玉刚选择了国际政治系。 求学在复旦 在复旦大学的求学生涯是陈玉刚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从进校到博士毕业，前后花了数十年的时间。 他一踏进复旦校门，便把求知与打基础作为目标，大学四年他读了很多历史、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的著作，暑假里他还抱回了全套的《巴尔扎克全集》，这些书虽说对他的专业没有什么帮助，但作为一种文化的积累，对他的眼界、修养、文字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为有文学爱好而培养的艺术修养，学生社团组织的一个新生诗歌比赛，陈玉刚也赶时髦地参加了，结果还得了一个三等奖。 80年代中后期，社会经历了一个大的起伏，此时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加大。陈玉刚选择了考研。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学得还很不够，只能说学到了一些皮毛，对很多问题都一知半解，因此他决定继续深造。 和大学四年花大量时间阅读各书籍不同，研究生阶段的陈玉刚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专业上，在导师的指导下看了不少专业上的书籍。在此期间，陈玉刚遇到了两位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的教授—王沪宁和林尚立。他们授课时注重引导学生开动脑筋，启发大家通过阅读思考问题。比如在讲解马克思主义时，导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以及与现代政治发展相结合的讲解方式，对他以后做学问时加入时代思考很有启发。 王沪宁教授是个无论大事小事都力求做到最好的人，陈玉刚至今还记得当时由于学校经济上的困难，作为系主任的王教授带领学生自己动手铺会议室地面的场景，扫地、洒水、铺地面，每一个细节都那么地一丝不苟。林尚立教授则是一个“整个生命都被学术充满”的人，可以说学术研究就是他的生活，即便是以指导员的身份去学生宿舍与大家聊天时，他的话题中还是不会少了他的专业，他的执著给了陈玉刚很大的触动。正是在这两位教授的影响下他最终走上了留校任教的道路。 复旦有一个规定，工作满两年后才可以读博士。因此，当陈玉刚再一次成为学生时，已是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三年。由于读的是在职博士，必须兼顾读书与教学，陈玉刚坦言，并没有多少读书的感觉。二年级时，他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去爱尔兰进修的机会，又一次重新找回了做学生的感觉。他和其他学生一样听讲座，与导师讨论课题，阅读导师推荐的书籍，与国内的导师喜欢把问题讲深讲透的教学方式不同，国外的导师通常把问题讲得非常简单，尽可能地把深奥的理论简单化，把问题留给学生自己去思考，结合自身体验，陈玉刚发觉这种方式更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于是，他把这种教学方式运用到了以后自己的教学中。 留学一年中，陈玉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欧洲各国做了一次旅行。那是在2000年，欧洲对历史的保护给陈玉刚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欧洲，历史遗迹不仅仅只躺在博物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只要你多留一下心眼就能发现，不少几百年上千年前古人留下的痕迹；站在古罗马建筑的遗迹前，很容易就能在脑海中复原它当时的面貌，让人不禁感叹它当年的辉煌。这些亲身经历都是一笔财富，影响着陈玉刚对欧洲的理解。 2000年5月，陈玉刚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复旦，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所研究的欧洲问题，国内现有的资料较少，大部分资料都是在国外收集的，整理和消化这些外文资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更难的是要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出自己的理论成果。整个暑假陈玉刚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没有空调的大会议室里，打着赤膊，挥汗如雨，通常都是从早上一直写到晚上九点，同事过来硬把他拖出去吃夜宵，权作放松。如此忘我地投入，回报也是喜人的，他的博士论文不但得到了导师和专家的认可，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成为国内欧洲问题研究方面的一本颇具影响的书籍。 教学与研究 陈玉刚现任职于复旦，他告诉我，大学教师，尤其是复旦这样的综合性、研究性大学，教师除了要教书育人外，还要从事一些学术研究工作，肩上的责任不轻，压力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