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定人伦，我们成了父子。 我想我一定感到太幸福了，以至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父亲要承担我们几姐弟的学费，要支撑这个简陋的家，因而他总是天南地北地去工作，很少在家。因此很小的时候，我就时不时会看到父亲离家的背影，直到学了朱自清的《背影》，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失落。寡言父亲并不高大，反而有些瘦削，头发已有些稀疏，两鬓过早地斑白，宽大的外套掩不住背的微驼，粗糙的裤子和早已不再新的鞋子无不向人昭示这是个穷人。父亲提上简单的行囊，坚定的步子往往踏碎我的泪珠。 父亲干过很多工作，参加过铁路修筑大会战，也曾随我的几个叔伯做过建筑工，后来开着推土机给砖厂推土，甚至开着“东方红”拖拉机开山筑路。 再后来父亲所在的工程队破产了，那时找工作已经很难了，父亲遭遇了他的经济危机。但我们姐弟几个的求知欲丝毫未减。父亲更快地显得与年龄不相称地老了，以致做临时工时往往被认为是个老头。 钱很少。幼稚的我并未意识到父亲的困难，只清楚记得父亲从未像别人一样对我们说过想让我们退学，一个字也没有，反而在要我们努力时坚定地说：“只要你们能考上，砸锅卖铁也供你们读！” 后来我发现了一张父亲向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单子，上面明白地写着贷款用来“交孩子学费”。我第一次感到就是晕厥，那时农民贷款是件不小的事，可父亲竟然为了我们的学费去贷款！我呆在了那里。 儿时的伙伴很早就去找工作了，一是为挣钱，二是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读不下去。而我的学习成绩向来是家人满意的。可初三毕业之后，我很放荡，打游戏看小说，小说一天换租几本，频繁得门卫干脆任由我和朋友出入。父亲知道了我的事，却令我失望地没有铺天盖地的责骂。我天真地以为我的放荡和中考的失败会很有说服力地使家人让我去打工，可中考结束那天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找不到工作的消息和高中的一张录取通知书彻底地把我所有的努力都毁掉。我请同学代领了通知书，那时我正随叔父去一家工厂做挖土方的活，积下了不少的出勤工日。 因为没有再多的工作，那个夏天我仅得到380元，花了50多块整修摩托车。父亲从我给他的320多块钱中拿出50块要我给祖母，这几乎是堂兄妹们的规矩。祖母问我说父亲好些了吗——天天相对，我竟然不知道父亲因为我未知的中考结果吃不好睡不好，甚至得了病！我真的无地自容。 像我进初中时那样父亲没有送我去学校。他只是把一千块钱紧紧地塞在我手里，再一次叮嘱我不要有太多杂念，还有不要太想家。这时父亲又做回建筑工了，他的手弄得我很不舒服。 高二升高三时文理分科，我渴望能更直接地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学领域，于是英语成绩成了我报文科的借口。但家人都希望我选理科，他们能举出很多我不认识的亲戚的例子，说文科没有理科好，理科生找工作好找，说我是长子要养家。早已大学毕业的堂姐作为最权威的发言者也要我选理科。 父亲力排众异，说儿子的任何决定他都会尊重。 几个难眠之夜的权衡。 老师要求选文科的同学举手时，我闭上眼睛，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不能选我所喜爱的，我消沉了下去，只觉天体运转得刁蛮，只觉溶液反应得混帐。我整天看小说，已经不是追求而是为麻醉自己。 我衣然偶尔翻看父亲压在席子下的剪报。一句画线的“选择你所爱的不如爱你所选择的”令我重新对文字有了知觉，可我很怀疑这句话，因为父亲已经苍老的身影令我不安。我决心不管怎样至少要从自暴自弃的泥潭中爬出来，我的成绩已经跌得很低了。父亲曾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但你至少要认真地考。我不求什么，你不再像我一样做一辈子农民我就满足了。“我庆幸自己基础不是太差，成绩很快追了上来。 后来，我住了院并且要尽快手术。祸不单行的是手术前晚我又发烧——这是手术之大忌。那晚不断摸我前额的那个手令我依稀记起儿时扎在我脸上的胡子和塞钱给我的那只大手。 那只粗糙的手不断地摸我的头我的脸，也许还擦去我的汗和泪。 退烧后手术依时进行。麻药过效后，邻床的“老表”说你父亲真能挨，挨了一个晚上。 父亲彻夜未眠！不知道眼泪怎么会像那时的雨一样廉价，父亲进来时我闭上眼睛，可泪还是流。我竭力把父亲那被砖头擦伤被水泥浸坏的满是创口和老茧的手擦过我脸上的感觉记住，那感觉很真实。 半夜醒来，病房还亮着一盏灯。父亲就伏在我的床头柜上。第一次这么近这么认真地看父亲。“当我们长大，爸爸就变成了老人”，我想起一位台湾女作家的话，“衰老时候的爸爸像一根草，可是在儿子心中，这根草曾经就是一堵墙……” 很快就会高考，这又是求学生涯的一个秋季，我背后有父亲支持，我想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