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至今尚未健全、完善，这便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广大农村老人的衣食住行仍须由他们的家庭负担，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保障的基石。然而，改革开放后，面对着市场化风险和来势日益迅猛的银发浪潮的冲击，传统的以土地收益为中心、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那么，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呢？笔者拟就该问题略作粗浅的探讨。 一、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往往就是个人精神与肉体的归宿，国泰民安的基础。过去，人们视老年人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而绝非累赘、包袱，因为农业社会较少变迁，生产知识、技能乃至生活中的礼法规则几乎都是代代相因，即后代人的生活几乎是前代人的翻版。可以这么说，前一代人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对后一代人（甚至更多）仍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而且年龄越大，知识、经验越丰富，便越能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上也越依赖他们。因此，农业社会的老人们大都是家庭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家庭离不开老人，老人也不可能离开家庭，家庭始终是老年人养老的最主要依托，家庭养老也始终是一种稳固的养老模式。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这种养老模式正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冲击。首先，不断深化的社会分工将一部分原来由家庭承担的职能转移给社会，人们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也越来越依赖于家庭以外的社会资源，即生活来源主要取之于社会，个人的知识教化也主要得之于学校、工作单位、伙伴群体和传播媒介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老人们原有的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老年人的经验、知识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小，再加上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等因素的影响，渐渐地，几世同堂的家庭就少了其应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其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也在不断地向非农地区移民，直接导致了家庭养老保障能力的下降。尽管当前农村家庭成员多以平时进城打工挣钱、年节或农忙返乡居住的方式外出，但由于聚少离多，久而久之，代际之间感情的纽带就难免松疏，或多或少一部分人的孝道也免不了因此而变质；不光如此，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还逐渐面临困窘。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广东独立生活的老人比例达1/5，而农村“空巢家庭”的比例竟高达52%。因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空巢家庭”中的农村老人在得不到子女帮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无法像城市老人一样借助发达的商业、服务业等便利条件进行自我帮助和照料；况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居住模式的“楼房化”也使得邻里之间的舆论监督、道德监督不断弱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权益的保障。 再次，现代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老年人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都使得家庭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人所共知，计划生育政策普及、深入农村后，农村家庭的子女逐渐减少，而“四二一”式的家庭则逐渐增多——这就意味着，一个独生子女成年后将不得不为4～6位老人养老，这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将是难以承受的。倘不及时、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大多数农村家庭势必因此而不堪重负并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最后，传统的价值观不断受到效益主义、拜金主义、个体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价值观的挑战和冲击，潜移默化之中，人们的家庭责任观念、家庭义务观念等都在不断更新、蜕变。得益于改革开放，我国的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信息渠道越来越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更多、更深入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其观念、生活方式也不断在自觉、不自觉中发生变化。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诸如重权利轻义务、重利益轻道义、重私利而轻群体利益，为逃避赡养义务而远离年迈的公婆、父母分家另过等一些与中规中矩的传统伦理大相径庭的想法和做法。 总之，社会变迁正不断使依托家庭养老绵延千载的文化模式——“崇老文化”失去其经济社会基础，而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人们工作方式的不同又不断弱化农村家庭的实际养老保障能力（尤其体现在为老人提供情感慰藉、生活照料方面）。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着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的农村老人，“谁为21世纪农民养老”这一现实课题就尤显严峻。 二、家庭依然是我国农村养老的基石 首先，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即西方国家几乎都是先完成工业化、先积累社会财富、社会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养老保险制度（人均GDP大约1万美元）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而我国则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积累（人均GDP仅有800美元）、人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就“跃”进老龄化社会。尤为不巧的是，“未富先老”的中国偏偏又赶上最易激发新旧矛盾、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的社会转型。眼下，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制度、人才、思想等各方面还都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据前劳动保障部部长张左已介绍，全国农村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的老人仅108万，且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相对于9000多万的农村老人，无异于杯水车薪，供需之间的矛盾极其突出——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是很难得到彻底解决的。显然，那些暂时无从领取养老保险金的绝大部分农村老人的生养死葬依然离不开他们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