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双重意蕴。从本质上说，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发展与中国伦理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道德文明的深刻思索与不懈创造。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人类伦理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新纪元，为世界伦理文明贡献了许多新的颇具东方神韵的新内容，在人类伦理思想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也许其他任何伦理思想都无法比拟的历史地位。 一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道德关系及其观念的批判者和对新社会道德关系、价值观念的确立者而出现于人类伦理思想的舞台的，它代表了一种既超越封建主义道德又超越资本主义道德的价值自觉和伦理努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道德已经解体、资本主义道德无力解救中国，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反帝又能反封建的伦理思想武器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中国现代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它由一种伦理思想最后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伦理文化形态，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对“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经过反复比较、鉴别而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也是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萌生孕育时期、形成时期、经受严重挫折时期和发展振兴时期。 第一阶段自19世纪末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萌生与孕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于十月革命后的五四运动及社会主义论战，但它的萌生与孕育则是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伦理文明的结果。没有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运动，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戊戌变法后的第二年，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期上，以《大同书》为篇名，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著的《社会演化》一书的四章。其中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名人有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这是在中文刊物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他们的学说。颉德、李提摩太在这里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安民救世的政治伦理学说，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学说——大同思想联系起来。之后，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开始在报刊杂志上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其伦理思想也略有涉及。他们的介绍，虽然还只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不乏曲解和比附，但是使人们开始知道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异端邪说”的存在，这就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研究定向和理论准备作用，或许可以说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的前奏。 需要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萌生与孕育不仅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析密切相关，而且也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对纲常名教的抨击，对传统伦理弊端的深刻揭露，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价值的推崇以及对新的人际关系和道德精神的向往，无疑洞开了通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大门，为接续和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了历史文化的铺垫，布下了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意识背景。 第二阶段自1919年至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系列弊端，加速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切于现实的生活需要，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一方面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和儒学复兴说展开斗争，另一方面也开始清算过去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盲目崇拜，拿起批判的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露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缺陷和弊端。陈独秀认为，一切由私有制所造成的旧道德都需要革新，东西洋自古到今的道德史，每页上都写满了利己、虚伪的字眼。“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个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注：陈独秀：“调和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揭示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根源，认为“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缘故，……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伦理文化都已经过时了，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态，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只有新时代才能克服旧文化的病状。他向往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伦理文明，认为这是一种心物统一、身心并重的高度发达的伦理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