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讲“诚”为“天之道”、“人之性”的同时，从来不离“心”而论“诚”，从荀子的“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到朱熹的“诚以心言”，再到王夫之的“诚，心也”，莫不是将诚与心相联系，以心言诚。尤其是在宋明时期，“诚”与“心”的关系得到了更为细致的论述。但是由于宋明理学对“心”有多层次的规定，所以“诚”、“心”关系往往通过多种不同的层面表现出来。 一、从存在论而言，“心”是“诚”的寓所 “诚”有天道之诚和人性之诚之分，其中，人性之诚必须依附于人而存在，而且必须存在于人的“心”中。具有客观天理内容的“诚”以“心”为存在的寓所，展现的就是存在论上的“心理合一”。 当我们从“天道”和“人性”方面来审视“诚”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诚”落脚于人的何处？一般而言，宋明理学家都认为“诚”具于“心”中，以“心”为存在的“寓所”（注：这里所说的“心”不是指人的有形的血肉之心，而是指人的“虚灵”之心，它无形体可言，正因无形体，所以具有包容万理的能力。）。张载就曾以“天之实”和“心之实”的合一来解释“诚”，其后，朱熹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发挥，他说：“盖诚之为言，实而已矣。……有以理之实而言者，……有以心之实而言者。”（《四书或问·中庸或问下》）“天之实”、“理之实”都是在天之诚，而“心之实”则是在人之诚，可见，在人之诚不能离心而存在。张载和朱熹通过“心之实”来说明诚在心中，陈献章则说得极为简单明了：“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论·无后论》，《陈献章集》卷一）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也赞成此说，只是并未明言。 虽然宋明理学家都认为“诚”存在于“心”中，但是在“诚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心中”这一问题上，他们也存在着分歧。理本派和心本派的基本观点是：诚是心之体。他们认为，具于“心”中之诚决不是像物件摆放在容器中那样，与心只是空间上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存储关系，而是以“心之体”的形式与心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诚就是心的本然状态。对于“诚是心之体”这一共同的命题，理学派和心学派的理解又有着些微的不同。程、朱为代表的理本派，以“理”和“性”为中介来论述诚是心之体。他们首先以诚是实理，是天理之实然，是客观的精神实体——天理的根本属性；然后人禀天理而为性，即为性理，“诚”也随之成为“性”的根本属性，而性理即具于人的心中，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转换，他们建立了“诚”与“心”的联系。例如，二程认为“心具天德”（《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就是说心包涵有仁义礼智等天理，朱熹则说“理无心，则无着处”，故心与理“本来贯通”。理在心则言之为性，“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故性也具于心中，“心将性做馅子模样”。朱熹说“心将性做馅子模样”，并不是将心、性视为截然分割的两个事物，而只是藉此表明心与性的存属关系，因为他同时还指出：“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朱子语类》卷五），所谓“心之理”就是心之体。由此可以逻辑地推出，性理为心之体，性理以心之体的方式存在。程、朱又以至善之性为心之体，而至善之性即为诚，故心之体亦为诚。 陆、王心学对“诚是心之体”有不同的论证方法。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本派，他们不是将“诚”视为进入到主体心中的客观之理，而是直接将“诚”与心本体等同，使二者直接具有本体论上的统一性。陆九渊反对把“诚”视为客观精神，而是把“诚”理解为主观精神，因此他直接以心说诚，认为人的本心就是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书·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本心为诚”也就是“心之体为诚”。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端者，他不仅明确地指出“诚”具于人的“心”中，而且以“诚”为宇宙本体，“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论·无后论》，《陈献章集》卷一），可见，心体就是诚。王守仁则直接从心体立论，直言“诚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同样是以诚为心之体，同样是从存在论上论述诚是心与理的合一，理本派和心本派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然而他们方向虽然不同，最终却殊途同归。 张载、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本派，也都一致认为“诚”存在于人的心中。张载认为“诚”是天道：“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正蒙·诚明篇第六》）“诚”还是“天性”的道德内容的源泉（注：张载以气为宇宙本体，气的运行、变化、化生万物的规律和特征，即是天性，它内涵仁义礼智等道德内容。）。天地万物之性都禀赋于天性，但由于禀受程度不同，性也就千差万别。人之性由于“通而开”，故能禀受天性中仁义礼智等道德内容，而“诚”也就成为人之性的基本属性。继而，张载又提出“心统性情”说，将性和情统一于人的心中。王夫之则指出：“诚者，天之实理”（《乾称篇下》，《张子正蒙注》卷九）。而“万事万物之理无非吾心之所固有”（《四书训义》卷八），“故理者人心之实，而心者即天理之所著、所存者也”，也就是说“天下无心外之理”（《四书训义》卷六）。这样，作为天之实理的诚就随之进入了人的心中。气本派虽然认为“诚”存在于人的心中，但并没有指出“诚”是心的本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心”主要是认知之心、知觉之心，而较少本体论上的涵义。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家们认为，作为“天之理”、“人之性”的诚，是不能脱离心而存在的，相反，它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中，以心为存在的“寓所”。理学家们将“诚”寓于心中，一方面使“诚”具有了存在的根基，一方面又使心具有了内在的道德规定性，使儒家的心性理论以及对人的道德自觉的弘扬具有了心理根基，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但是，他们将“诚”视为先于人而存在的伦理属性，并以之作为“心”先天的伦理本质和道德内容，则是不科学的。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心”中所具有的任何道德内容（包括诚）都是人们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社会化的产物；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既源于社会关系，又依赖社会关系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