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美德是现代公共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也是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作者采取比较的方法，以西方为对照，阐述不同文化传统下公民美德形成的规律，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考察当前我国公民美德的实际水平，探讨中国公民美德形成和维持的文化根基。 一 一种比较的视角 文化比较或进一步说政治比较类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但有关公民美德的比较研究，即把公民美德作为比较对象进行全面分析还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将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以下简称《公民文化》）与作者所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实施于2003年1月至6月，在中国内地八个市县进行）二者之间的理论依据和实证调查部分结论进行对比分析。虽然中国的调查时间晚于西方40多年，但由于西方已经有了充分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中国公民美德的状况并不必然表现出“后发优势”的特点。当然，这其间也会存在不少陷阱，我们必须小心提防，避免得出草率的结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理由如下：第一，《公民文化》一书本身采用的就是一种比较性的视角，并且是一种跨国性的研究。众所周知，公民、公民美德等概念都是舶来品，中国人要吸收、引入它们不得不追本求源，一定程度上的比较就势所难免。第二，公民最初活跃于古希腊的城邦中，中世纪与其说中断了这类独立的政治主体的活动，倒不如说是为11世纪末市民阶层在政治舞台的兴起蓄积力量。所以，欧美各国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积淀。当前我国公民社会虽然已经发育起来，但是还不完善，公民自我意识和美德培育尚待提升。因此，阿尔蒙德社会调查所提供的五个不同国家的公民美德状况正反映了公民美德发育的阶梯，对我国公民美德的未来发展将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意义。第三，由于缺乏本土文化的传统，当前我国公民文化和公民美德的理论研究还较多地参考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我们所作的社会调查也确实参照了阿尔蒙德此书的观点和方法，甚至在一些题目上，两次调查多有重合，这恰好为我们的比较提供了结合点。 为了防止陷入先入为主的误区，作者拟为调查设置一些界限。所有社会调查分析的难点大概都在如何对数据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为了保证比较的有效性，作者主要对两项调查中都出现了的问题及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而且确立以《公民文化》的数据为参照系，把中国社会的调查数据作为变量。为此，首先考察两项公民美德研究的方法论。 二 比较的理论基础 两种公民美德的实证考察首先依赖于各自的理论基础：阿尔蒙德侧重于公民文化的角度，而“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的社会调查则侧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 （一）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涉及了“希腊人所命名的公民美德及其对民主政体及稳定性的影响；培养这种公民美德的公众生活、社会组织及幼儿抚育的性质，等等。”[1]不过，他采用了公民文化这个新视角来研究传统问题。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1]，是对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及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是对特定的社会目标和程序的取向。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中最深层的构成部分，民主制度需要有相应的民主的政治文化，后者决定了民主制度是否能真正施行。民主的政治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遇到了两个方面的困难：其一是它作为一种态度和感觉的认识才刚刚为人所知；其二是民主的政治文化需要在由科学技术引导的政治体制和国家传统文化之间取得权衡。因而，阿尔蒙德使用公民文化这个概念用于表述这种新旧观念之间、文化传统与现代制度之间妥协与平衡所形成的以政治参与为导向的多元政治文化。《公民文化》一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存在于现行民主制度中的态度的考察来详细阐述民主文化的内容，这些因素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在正在运行的民主制度中存在。 阿尔蒙德认为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就是其国家成员中间政治目标取向模式的一种特殊分布。首先需要限定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目标分类，取向是目标和关系的内化方面，分为三个取向：认知、情感与评价取向。认知取向指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及这些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仰；情感取向是对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及这些作用的执行者及执行的情感；评价取向指凭借信息和情感对典型地包含价值标准和尺度的结合政治目标所作的判断和评价。政治取向目标也分为三个部分：输入程序与输出程序（注：阿尔蒙德认为将政治制度划分为输入程序和输出程序是为了研究的便利起见，任何类型的区分都会损害政治程序的连续性和政治机构的多功能性，被规定为输出程序的法院、官僚也可能制定政策，而输入程序的机构如利益集团、政党经常干预行政与政策实施。）和作为目标的自我，输入程序就是从社会向政体流动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向官方政策的转化，主要包括政党、利益集团和传播媒介。而输出程序是官方政策得以贯彻和实施的程序，主要包括官僚和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