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伦理精神的主旨。在对资本主义生存情境的批判、解构中，马克思消解了近代伦理对人的解放的抽象的、形式的、虚伪的承诺，而把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置于对生活世界整体解放的诉求之中，从而为实现这一解放目标寻求到一条真正可靠的、现实的路径。 一、“解放”的意象 “解放”的伦理冲动总是定居于人的有限性的、异化了的现存境域之中。“解放”伦理的第一意象就是粉碎“枷锁”，瓦解使人的生存沦于奴役或罪恶状态的压迫性或束缚性力量或情境，从而使人的本真存在、自由和善的人性得以“出场”，这也是人类伦理价值追求的普遍底质。 “解放”伦理具有它的历史生成过程。它的第一构成意象不仅存在于古希腊人对美德的沉思之中，也同样存在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救赎伦理精神之中。在古希腊伦理精神中，构成人趋向“至善”美德之“枷锁”的是执著于可见世界的幻象、意见，沉湎于享乐的肉体、情欲、激情以及对城邦生活的背叛。因而，从可见世界回到可知世界，从意见转向真理，从肉体回归本源的灵魂，以理智控制情欲，以城邦生活的正义消解个人“不服从”，这正是希腊伦理精神打破生存枷锁、实现真正人的生活的目标和要求所在。 中世纪基督伦理精神中的“解放”展现为对“罪”的“救赎”。因为，人在现世处于由“原罪”及耽溺于肉欲的种种“恶”所构造的戴“罪”的生存状态。人有赖于在信仰和爱之中得到神恩拯救，而从俗世生活的“罪恶”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在神性的规定下获得人的真实意义。 如果说“解放”的意象在古希腊伦理精神中还是幽晦、模糊的，在中世纪基督精神中是以扭曲、变态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么在近代伦理精神中，“解放”则真正清晰而直接地成为近代伦理的价值终极。在近代伦理中，被摧毁的枷锁恰恰正是中世纪作为人的意义之本原和归宿的上帝本身，而中世纪视为枷锁的俗世生活却被树立为“解放”的人道旨趣之所在。 社会主义者的“解放”诉求首先就是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奴役枷锁。近代伦理虽然确立了人自身解放的价值表征，但是现实生活的分裂和对立却造成更残酷的压迫和奴役，人的解放问题只能在抽象世界中才得以完整表达。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非人的生存情境的维度上，寻求建构自由、平等、合乎人道的社会生活，以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 在近代话语中，“解放”的意象总是蕴涵着对宗教“偶像”的颠覆。偶像崇拜构成迄今为止人的有限性生存的精神特质，它包括了宗教偶像、政治偶像、权威偶像、金钱拜物教等等。对于近代世俗伦理来讲，祛除基督教蒙昧主义和教会专制权威的枷锁，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首要任务。破除宗教偶像实质就是树立人道主义，这是近代精神的基本旨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解放”精神发端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在人文主义者那里，宗教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以及教会的权威偶像受到了普遍质疑和批判。俗世生活的自由、幸福和知识被确认为合乎人性的生活的首要原则，而基督教所设定的人的“罪恶”秉性则被转换到对人的自由、平等和利己本性的抽象设计的界面上。个性解放成为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对于上帝和教会权威偶像的衰败而言，新教改革无疑是基督教内部的消解力量。“因信称义”确认了个人主义宗教的合法地位，人对终极的超越性追求转向服务于现世生活的成功业绩，新教伦理的人本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理性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其首尾一贯的伦理基础却是在禁欲主义清教伦理中找到的，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韦伯，第175页）。在启蒙运动的道德设计中，市民社会经济生活的道德合法性得到了确认和肯定，理性个人主义成为社会伦理的普遍原则，而对人性的本体论设定颠覆了基督教超自然主义人性观念，宗教偶像在启蒙理性的不断拷问下逐渐被削弱。18世纪法国启蒙唯物主义者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了真正的“启蒙”。他们彻底批判了基督教的蒙昧主义伦理的丑恶、虚伪和对人性的摧残，而把人的幸福、自由、博爱以及公共利益原则构造成道德理想国的基石。德国古典哲学则把对上帝“偶像”的消解从表象层面推进到对深层的逻辑结构的追问和解构。康德把上帝贬斥为实践理性的假设，黑格尔把宗教变成为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性环节。宗教解放的价值根据被彻底地敞开了，人的意义和可能性之根据不在于上帝，“人就是目的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不过是人异化了的类本质。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就从哲学上诠释了人生存的意义和本体论根基，确立了人的解放的价值依据。 然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解放伦理始终存在着悖论。它以理性消解掉信仰，但却把理性膨胀为新的上帝。拜神教的偶像消解了，但拜物教却成了世俗生活的新宗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扩张，工具理性成为社会构造的支配力量，物化的弥散带来更深的奴役性，于是，启蒙理性逐渐丧失自身的批判性品格，人道主义的抽象话语与现存秩序共同构造着对现实生活的奴役性统治。人只是物，时间成了空间，上帝死了，人也死了。近代人道主义“解放”伦理构造了新的奴役力量，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近代伦理所树立的理性权威本质上正是近代市民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原则。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7页） “解放”是乌托邦的精神图像。近代市民社会伦理把人从宗教偶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在抽象中赋予人以至尊地位，给人以解放的影子。但是，市民社会却并没有在生活世界真正建立人的解放，反而造成了更“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9页）。私有财产带来劳动的异化，也随之造成人自身生存关系以及整个生活世界的异化。剥削、奴役、贫困和不公正来自于统治制度、秩序，因而，社会主义乌托邦就从批判资本主义罪恶入手，认为人的解放只能从消除私有制、重构真正的人的社会开始。 乌托邦精神就是人的自我解放精神。因为，乌托邦总是给世人一种“解放”承诺，即在对现存奴役情境的批判、摧毁和超越中敞显出人的解放的希望和可能性。人的解放是历史所展现的一种自觉趋势。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制和宗教迷信的枷锁，从而释放出强烈的人的自我解放的激情。而“资本”所重建的奴役制只能激起更加强大的解放激情和力量。早期乌托邦主义者是以表象形式来表达摧毁资本主义奴役的解放要求。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则从理论形式上论证乌托邦解放的合法性、合理性，马克思则对人的解放的现实性路径进行论证。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生存境况，认为人的解放首先就是把人从物化世界的统治权力的操控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一个自由与人道和谐的乌托邦即社会主义的实现。在“西马”那里，乌托邦是一种超越现实情境但又有实现可能的“解放”憧憬，乌托邦、解放、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可以视为具有同样社会进步效力的同一的概念。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精神在于赋予历史进步以一种“真实的可能性”的意义。社会主义乌托邦概念所表达的就是无产阶级对于人的解放、对于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自由共同体的愿望。在弗洛姆看来，现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同质化趋势，它已经不再是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它丧失了人道主义理想而屈从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奴役。他认为，必须从促进社会的人性化来衡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是对人的本性的彻底实现。对于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表达了他们对于人的解放、对于建立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和实现人类团结的希望。”（弗洛姆，1988年，第272页）哈贝马斯认为，以往那种以解放劳动为目标的“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已经衰败，人们所面临的是乌托邦信念的丧失和对现存情境合法性的认同。这使得未来生活展现出一种绝望的景象，保守主义情怀充斥心灵和政治领域。为此，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提出一种“交往社会的乌托邦”概念。它是通过“对话”、“交往”而建立自由、公正、民主的合理化社会模式的“乌托邦”思想。这种乌托邦以人类解放为旨趣，但其目标是把人类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中解放出来，发展交往生产力，建立美好的、没有强权和文化压抑的社会交往。与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相比，哈贝马斯强调对人的交往环境进行重构，以此实现人的解放。这比那种不改变环境条件而只通过改变人自身来实现“解放”的唯心主义幻想，似乎更接近于马克思；在当代社会生存处境中，哈贝马斯的交往乌托邦思想是富于建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