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孟子以来，儒家便有“良知良能”一说，到了北宋，张载又提出了“天德良知”说，由此开启了宋明理学中的良知学传统。到了王阳明，便专门以致良知为学。平时，他常常以“此知之外更无知”教戒门弟子；而在其晚年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征思田的途中，他甚至还专门致书其儿子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1](《王阳明全集·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充分表现了他对其良知之学的自居与自信。阳明之后，良知说风行天下，几乎取得了与天理同等的地位。直到今天，“天理良知”还仍然是国人口中常常出现的概念。 良知当然是道德理性的指谓，尤其是就道德理性在人之内在凝结而言的。在汉语的语境中，它往往起着做人之道德底线的作用。阳明的“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1](《王阳明全集·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正是就良知对整个人伦世界的支撑作用而言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似乎总是强调良知的“能”，总是在高扬其正面的作用，却很少谈到良知的“不能”。其实，强调良知之“能”固然是对道德理性正面作用的阐扬；但叩问良知的“不能”却并不一定就是揭示道德理性的负面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良知的“能”往往体现在它的“不能”中，甚至也可以说，良知正是以“不能”作为其所有之“能”的前提基础的。 一、良知的提出及其所“能” 在历史上，良知首先是以“能”的方式提出的，因为这是良知得以提出的前提，所以我们也首先从其正面作用谈起。对于良知之“能”，孟子是这样表达的：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孟子·尽心上》)。 在这里，所谓良知良能首先都是指人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验知能而言的，那么，这种先验的知能是否就是人的一种生而具有的本能呢？从孟子所举的“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来看，它似乎就是一种本能。但是，从其后面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来看，它显然又不是指人的生物本能，而是指人先验的道德理性而言的。因为本能只能停留于躯体关怀和躯体需要的范围，并且是以“我”的需要来划界的，而要将这种近于本能的人伦之爱“达之天下”，就绝非生物本能所能奏效；就生物本能而言，也根本无法为自己提出这种超出“我”之需求的任务。由于孟子认为“此天之所与我者”[2](《孟子·告子上》) 又坚持“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孟子·公孙丑上》)，因而它看起来接近于人的生物本能，实际上则是就人先验的道德理性而言的。所以说，尽管这种道德理性近乎人生而具有的本能，但由于孟子要求“达之天下”，因而它实际上也只能是就人自觉的道德理性而言的。 张载的良知说则是这样提出的： 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 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3](《正蒙·诚明》)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天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3](《正蒙·大心》)。 在张载的这一论述中，由于德性所知（包括天德良知）主要区别于闻见小知，——后者极言其小（闻见之狭），所以前者也就主要是指其知之大而言的。但是，既然都属于知而又有大小之别，说明其区别的关键并不在于“知”本身，而在于其知得以形成的不同基础。就这一点而言，由于“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其基础自然在于人的五官，是五官“与物接”的产物；至于德性所知之所以能够“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尽性”的基础上的，是“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的产物。这样，如果说孟子的良知良能是人基于内在的道德理性而又作用于伦常日用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那么，张载的德性所知便同样是基于道德理性但又指向客观天道的天人合一之“大知”了。显然，从孟子到张载，良知之所知所能已经从人伦道德的领域拓展到客观天道的领域了。就其“能”而言，这自然是对其正面作用进一步高扬的表现。 到了王阳明，由于其一生险象丛生的从政经历，因而良知并不像张载那样因其所知之大与客观面向而得到弘扬，反而恰恰是因为其在现实人生各种是非关头的“一语之下，洞见全体”[1](《王阳明全集·刻文录叙说》) 的性质而得到精彩的发挥，因而也就得到了特殊的揭示： 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逆之患矣”。……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1](《王阳明全集·年谱三》) 仅从这一形成过程就可以看出，阳明的良知并不是像孟子那样对道德理性的当下推定，当然也不是对其思辨寻绎的产物，更不是像张载那样将其与见闻之知详细比勘的结果，而是在自己“存亡系于呼吸之际”的从政经历中对道德理性体究履践的结果。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他感叹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1](《王阳明全集·年谱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