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致力于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孜孜追求予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欧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二是为什么理性文化仅仅发生在西方，尤其是西欧[1](P388)？这即“韦伯命题”。他另辟蹊径，探讨资本主义原动力的新维度——伦理精神，备受学术界关注。我国经济转型折射社会整体的嬗变，经济发展与道德标准的不和谐凸显，我们必须深思伦理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张力，本文探讨“韦伯命题”的主旨基于此。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经济现象，它的根源与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的不断扩大再生产，然而韦伯从宗教伦理视角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伦理精神衍变的关系来寻找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以独特视角，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新教伦理来考察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寻找其文化根基，而正是这种扎根于宗教并以实际相联系所产生的行动动力，促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偶然契合，新教伦理也就充当了这样一种能够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即以“天职观”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禁欲主义。韦伯的新教伦理具有内在张力，它一方面张扬节俭的美德伦理，另一方面又强调天职观为核心的职业伦理精神。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说：“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2](P19—22) 显而易见，韦伯视阈里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上面所道出的风格，即勤奋、节俭、诚信、开拓和进取。韦伯反对“从牛身上榨油，自人身上赚钱”[2](P23) 这种贪婪毫无伦理意蕴的精神。这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只有从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和职业劳动献身精神的特殊具体形式中才能发现。 “天职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有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生存的巨大精神动力，而作为传统宗教的禁欲主义，也重新构建成既保持原有宗教文化传统又赋予新的意义和内容的世俗禁欲主义，不再是“通过任何神秘的圣事、忏悔产生的宽慰以及个人的善行所能保证得到的，而是只有通过采用完全不同于自然人生活方式的某种特殊行为加以证明而获得。”[2](P142) “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2](P165)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所倡导的工作和劳动态度是“人们必须把劳动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2](P35)，新教伦理的天职观认为在世俗的职业中弹精竭力，持之不懈的劳动，才能获得上帝的救赎。正因为选民为获得上帝的恩赐而辛勤的劳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形成提供了动力基础，鉴于此，韦伯就坚信宗教提倡的把劳动和工作视为天职的观念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创造物。”[2](P42) 正是新教的天职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种伦理精神，新教禁欲主义变成一种理性思维、理性生活方式之后，就开发出了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也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的形成注入了精神力量，新教伦理哺育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人的崛起。韦伯说：“它（清教观念）是促使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它是培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2](P167)，清教伦理理念为现代的经济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培育了资本主义经济人的道德价值观。他发现新教中的“预定论”、“天职观”与“蒙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促使了新教徒们把劳动和工作作为自己的天职，作为上帝的选民，则就要尽职尽责为上帝荣耀，否则就无法救赎，由此产生出对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地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上帝恩宠，并把禁欲主义注入自己行为之中，正是这种理性化的新教的职业观促使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主义，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2](P174) 总之，韦伯认为“天职观念”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而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在于宗教改革后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禁欲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 二、儒教伦理精神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 韦伯认为，中国宗教缺失西方宗教尤其是新教伦理中的理性精神，更不具有新教中的“救赎”和“蒙恩”的思想，也就不可能产生天职观。为了论证这一主张。他在《儒教与道教》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与西方的进行了详细地对比，分析了我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客观原因，从社会学的基础——城市、君侯与神，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政策，法律与资本主义等方面入手，并考察了道教等非正统宗教的情况，指出了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原因[3](P91)。 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城市就好似诸侯的“贵都”或“蔽邑”，诸侯就是城主、父母官，城市的收入就是为了父母官的俸禄，城市的繁荣不是市民的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在城市中，根本就没有西方城邦“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同盟会”。这是问题的症结。农业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商人是最低贱的人。同时以宗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三纲五常”的思想影响力在中国持续不衰。韦伯还认为长期的家产世袭制和权威的统治促使君主主义时产生，造成人治思想形成，同时，一方面没有“作为政治单位的城市的法人自治体”[4](P154) 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没有从保障特权和使特权固定化的角度确立最重要的法律制度。”[4](P154) 正是这两者的缺乏，使我国没有合理的法律形式形成，中国的官僚制度也缺乏理性的改造，这些理性精神的缺失都致使我国合理的资本主义难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