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哲学领域，西方环境伦理学是19世纪70年代主要从英语国家开始的学术研究的产物。不过，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的一些基本主题，尤其是风景绘画、景观园林、博物学，以及自然诗歌和散文。[1]（P87-112）它的基础并不特别源于现代哲学之中，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哲学或多或少是反自然的，而现代哲学延续了这一倾向。古代哲学把实在定义为永恒的、不变的和不可摧毁的，使得人们很难发展出对充满变化的世界的关心，因为变化的世界被认为是虚幻的。在中世纪哲学中，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追随古代哲学的这些趋势，但世界的存在要取决于基督教上帝的意志，从而使得人对自然的关心是狂妄和傲慢的。环境是上帝的事情。在现代哲学中，人们遵循笛卡尔的主张，决定通过认识论来研究形而上学，这使得世界的存在本身受到了怀疑，而如果连一件事情的存在都是不确定的；那就很难谈得上保护它。[1]（P14-47） 随着地质学中均变论（uniformitarian）取代灾变论（catastrophism）的发展，自然的非永恒性（impermanence）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自然并非永恒的；但是，如果任其自行发展的话，有理由预期它会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如果受到人类行为的损害或破坏的话，它将是无可替换的，因为造就自然的物理和化学力量，是在使人类的时间框架相形见绌的漫长时期内达到这一点的。换句话说，自然存在于一种半永恒（quasi-permanent）的状态中，但它又具有脆弱性，从而使得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t）的关心有了正当理由。[1]（P87-112）这种关心之所以是有理由的，是因为随着均变论的提出，对地球的保护就不再被视为上帝的职责。[2]（P260-264）上帝并没有隔一段时间就摧毁和重建世界。如果世界由于人类的行为而落入某种状态的话，那么，它就会继续以这种状态无限地存在下去。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首要基础是自然美学（nature aesthetics）。在近代的开始，作为哲学的新领域，美学主要关注自然美学，尤其是“崇高”（sublime）。当时美被定义为是和崇高相对的，因而以崇高来指称自然，以美来指称艺术。这种对立随着人们对一种中间立场，即绘画美（picturesque beauty）的接受而被打破，它认为看起来像山水画一般的山水景观也可以是优美的，它们美得足以入画。景观园林（landscape garden）也发挥了作用。园林起初只是一块圈起来的地方，后来园林的设计者们专注于按照几何图案来布置植物，对它们进行精心修剪，以此对自然加以人工的美化。这些注重形式的园林力求通过给园林加上简单的几何形式和图案，来使自然变得更美丽。渐渐地，这些园林又被非形式的园林所取代，后者没有强加上几何的形式和图案，而且人工操纵的痕迹也尽量隐蔽。这些园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风景绘画创作的影响，也受到博物学，尤其是受引进外国植物的影响。对于从世界其他地方引进的植物，任其自然生长，避免人工的修剪和控制，使得人们可以对处于自然生长条件下的植物进行审美的欣赏。此外，自然诗人和艺术家、园艺师以及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发展一套能够表达对自然美的持续兴趣的术语。 中国园林也对西方的自然美学产生了有趣的影响，尽管这一点今天已不大为人所知。对中国园林的记叙始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游记的出版。[3]18世纪，在西方园林从形式园林向非形式园林或绘画园林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园林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作用。[4]这些最早出现于英国的园林，最初被称为“中国园林”（Chinese Garden）或“英国中式园林”（Anglo Chinese Garden），但是，最后只被称为“英国园林”，强调其如绘画般的特点，而淡化（或遗忘）其中国的影响。 中国影响的这种“内化”（internalization）或被遗忘，也许典型地反映了一种有效的相对变化是如何发生，或应当如何发生的。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早期阶段，东方或亚洲的影响也受到很多的关注。在林恩·怀特（Lynn White）提议以新的东方宗教，如禅宗佛教取代基督教之后不久，这种反应就开始出现了。[5]（P1203-1207）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在其《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一书的开始就讨论了林恩·怀特的观点，他反驳说：“伦理并非……那类人们可以简单地决定是否要拥有的东西；‘需要一种伦理’决不像‘需要一件新外套’那样。一种‘新的伦理’只能产生于现存的态度；否则，就绝不会产生出来。”[6]（P4）如果帕斯莫尔是对的；那么，发生于中国园林的那类内化，就是一种影响要在另外一种文化中起作用的惟一途径。 类似的情绪在亚洲也能见到。在环境伦理学的文献中，印度学者拉马禅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的第三世界批评也许是最著名的例子。[7]（P71-83）从后现代批评的角度看，西方环境伦理学是基础主义的（foundationalist）、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殖民化的（colonizing），以及总体化的（totalizing），不是东方所应接受的那类哲学或伦理学。[8]（P117-134）关于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亚洲和非洲的一般负面影响，人们最常见的抱怨是国家公园的理想性。[9]（P147-158）要求自然公园摆脱人类的使用，导致了当地居民的迁移，以及对传统的土地使用方式的限制，这会造成经济的困难，有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结果，这样的自然保护活动通常被人视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残留。本内特（Burnet）和康格斯（Kang'ethe）就非洲的情形这样写道：“假如西方从来没有入侵班图兰（Bantuland），荒野保护的问题最终也会呈现出来。设想一次长老委员会聚集在一起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应该消费，还是应该保护我们现在已经枯竭的黄豆树（weru）？’与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机会提出来的事实相比，长老委员会可能采取的行动显得很苍白。……西方的荒野象征着西方化所产生的灾难，而西方的解决办法，即通过出口关于景观的观点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GNP），对于那些除了在本地存活下去就别无选择的人们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10]（P145-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