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和合本《圣经》用“义”字来翻译保罗在《罗马书》中的dikaiosune（英译为the righteousness），并进而用“因信称义”来翻译路德的sola fida（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注：希腊文动词dikaio（英译为justify）加上后缀syne时指的是一种合适的行为。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对dikaiosune的讨论引申为“善”的问题，即，合适的行为必须有善概念的带领。）这一翻译对中国思想史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注意到，在中文使用上，“义”与善同义。“因信称义”给出了一种新的关于善的定义方式，和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对善的定义完全不同。简略来说，“义利之辨”对“义”的定义可以归结为以诚明善，认为人在“诚”中可以认清善恶，并有能力判断善恶。“诚”是人们定义善的基础。“因信称义”则在信心的基础上定义“义”，认为人没有能力判断善恶，因而在善恶问题上必须完全依赖耶稣（至善本身）。进一步分析表明，“诚”要求人在判断善恶时拥有完全的判断权，而“信”则要求人在面对善恶时完全交出判断权。在逻辑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善定义方式。拥有判断权和放弃判断权是对立的两端。不同的善定义方式引导不同的生存方式。 本文对以诚明善和“因信称义”这两种“善”定义方式进行思想史追踪，并对它们所引导的生存方式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以诚明善最终引导人类生存走向以善明善的霸权话语而陷入困境，而“因信称义”则在真神判断问题上可能走向迷信而进入险境。在这一基础上，我进一步探讨把这两者合二为一的“善”定义方式，发现，“因信称义”可以带领人走出以诚明善所引导的生存困境，但同时，“因信称义”中的恩典概念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在诚中持守独立判断权。于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生存问题：诚和信共存是一个生存悖论。我要指出的是，任何逃避这一生存悖论的企图，其结果都将把人类生存引向死胡同。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人类生存的这一悖论性。 一、儒家“义利之辨”中的“义” 我们知道，早期儒家有一场影响深远的“义利之辨”。这个问题虽然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在谈论，但是，作为一场运动并对思想史发生深远影响，我认为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4：16）于是，“义利之辨”就开始了。在孔子和他的学生的对话中，人们对何为“利”似乎都比较清楚，因而不太追究它的含义。然而，对于何为“义”则似懂非懂，所以需要老师不断加以指点。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17：23）也就是说，君子把“义”当作最高的行为准则。或者说，君子就是按“义”行事的人。 问题出在对“义”的规定上。如果“义”是君子的最高行为准则，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要求孔子给出具体的说法，让我们按章做事成为好人或君子。然而，孔子没有告诉我们“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论语》14卷13章，孔子和子路谈论何为“成人”，指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成人”在孔子的用法里并不是我们日常用语说的长大成人。他指的是完全的人，也即是所谓的“君子”。在16卷10章，孔子谈到“君子有九思”，其中的一思便是“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和“见得思义”在意思上是很接近的。人们在生活中总是要为自己追求点什么，人的追求起于人的肉体欲望，所以有“食，色，性也。”由此所追求的都可以归为“利”。人在追求“利”时结果是占有某些东西，因而总会有所得。就物质而言，这些“利”和“得”都是可以指称的，因而理解起来没有困难。孔子的意思看来很明确：人们要在这些“利”和“得”的基础上去思考何为“义”。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要停留在物质水平上，而是要看的长远一点，深刻一点。但是，在“利”和“得”的基础上会体验到什么“义”呢？ 我们来继续考察。孔子在和子张谈论国家治理问题时，提出“惠而不费”命题。子张不解，孔子解答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20：2）我们指出，在生活中最先接触的“利”只能是个人的私利。我们在这些私利上对“义”的思考，会发现一些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比如，人一味想占有更多个人私利，就必然和他人发生冲突，并在冲突中受到损害，终而得到更少。当人们彼此合作彼此受益时，反而会得到更多。对这种得失的思考会引导一种“公利”意识。在孔子的说法中，如果一个统治者为百姓谋利益（公利），他的统治就会巩固起来，而他也就不会为了自己的统治（私利）而到处压制他人，忙忙碌碌，耗尽精力。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在上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巩固统治是统治者的私利。但是，如果统治者能够做到“因民之所以利而利之”，那么，他就为人民造了福，因而提供了“公利”。我们看到，在“惠而不费”这个命题里，“公利”和“私利”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结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出发点虽然是“私利”，但由于引入了“公利”意识，“私利”反而得以充分实现。或者说，为了得到“私利”，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在“公利”之上。人的“公利”意识来自于对“私利”的深入反思。这种情况称为“见利思义”。这里，孔子提供了一种具体地认识“公利”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