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现代社会现实而形成的现代公民道德，它既是基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而在道德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合乎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必然。公民道德是与个人美德不同的一种道德类型，它不在于个体追求的高尚性，而在于全体公民的普适性。 所谓公民道德，顾名思义，就是作为公民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注：焦国成主编：《公民道德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简单地说，公民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了公民道德。它既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规范，又是公民应有的基本道德品质。改革开放以来，公民道德越来越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中央出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后，公民道德成为伦理学界和德育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认为，对公民道德的研究应该有更宽广的视域。因为它既是个伦理学的问题，又是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审视公民道德，是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本文正是以此为立意，试图对公民道德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代公民道德的意蕴：公共性 为何要给公民道德加个“现代”的限定呢？原因有二：一是为了从时间上区别于古希腊时代城邦政治中的公民道德。虽然公民道德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个新兴的研究论题，然而在西方的历史却源远流长。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形成伴随着公民的诞生，而古希腊时代是个美德伦理主导社会生活和城邦政治的时代，自然就会形成对公民的道德规定，而且因为美德伦理的崇高地位，使公民道德主要表现为美德，这种为城邦利益而一心一意奉献的美德是公民一切要素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甚至说只有具备了美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一个公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也是美德伦理的化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善良之人的德性与最优良城邦的公民的德性必然是同一的。”（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88～89页）“要真正配得上城邦这一名称而非徒有其名，就必须关心德性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88～89页）本文对公民道德加以“现代”的限定，就是旨在说明历史的流变、政治的发展以及道德的变迁使我们现在谈的公民道德具有了与古典美德不同的含义。二是要表明“现代公民道德”是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民主建制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即“现代公民道德”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它伴随着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的形成而产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公民道德体现出其公共性的意蕴。 现代化是一个契约化、世俗化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宪政民主的产生，使道德开始从一种重内在的德性修养走向重制度化、契约化的规范，从“形而上”走向了“形而下”。现代公民道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现代公民道德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内心的永无止境的道德追求，而是一种外在的、具体化的、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因此公共性就成为公民道德的特性之一。这是与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建制和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与传统社会相比较，现代社会是个结构复杂、资源紧缺、流动频繁的大型社会，也是一个陌生人多于熟人的社会。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及用什么样的道德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自然就有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境遇与要求。由于现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决定了道德也只能限定于对社会大范围内的、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一些原则性的指导，而不能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私人生活等小范围内的事情作道德上的规定和评价。在市场经济中，这种道德表现为遵守市场规则、遵守契约、信守承诺的商业道德。在政治上的民主建制中，它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底线，为每一个公民追求其合理的目的提供正当性的道德论证。现代公民道德实质上是现代性政治—伦理主流道德在公民身上的具体体现。它与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观念、低调的民主制度理念与日常社会生活方式都处于整体的和谐状态。因为，“现代社会，就其特质而言，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社会”。（注：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207～208页、202页）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能为人们追求这种自由提供一种制度上的框架。因此，自由、宪政都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样，社会就无法为人们提供“什么才是最美好的生活”的道德模式，人们的选择是多元的，社会制度只是规定了社会伦理的底线。公民道德要合乎大型复杂社会格局的需求，就不可能由某个道德圣人的天才追问来提供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而只能将公民道德的规范直接扎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之中，在现实中进行理性选择，并且以此作为其合理性的源泉。 二、公民道德公共性特征的后果：强制性 基于现代社会现实而形成的现代公民道德，它既是基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而在道德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合乎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必然。由于它与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等理念相适应，是在最低限度上旨在保护个人民主权利的一种道德设计，因而它只规定了以保护人权为底线的道德范式，而不为人们提供一种最好、最高的道德选择，更不规定只有达到何种道德水平的人才是好公民的硬性规则，否则要么会陷入一种以圣人道德主治社会的道德专制主义的泥潭，要么会陷入一种道德乌托邦，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现代社会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