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下简称《评》）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P119）有些人引用这句话作为马克思的观点，来论证道德就是自律而不能是他律。这样的引用缺乏对马克思那篇文章的全面理解，对这句话的上下文也缺乏整体的分析，因而产生一种误解。这个问题关系到对马克思道德观的理解，也关系到对道德根本性质、道德教育和修养的理解，应该讨论清楚，求得准确的理解和正确的宣传。前些年我写过一篇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收在我的文集《伦理与人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那篇文章基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有的地方还说得不够明确。借此机会，在这里再谈谈我的理解。 一 马克思的《评》文是批判普鲁士政府1841年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的。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普鲁士政府的新书报检查令呢？事情是这样的：普鲁士政府在1819年曾经颁布过书报检查法令，1830年又增加了一些检查措施。在实行书报检查法令的10年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的书报检查法令限制了思想和出版自由，于是1840年伊始，社会上要求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呼声日益强烈。为了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12月24日根据国王敕令又颁布了一道新的书报检查令，即马克思文章所评论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是放宽新闻出版自由，规定不得对作家的写作活动加以限制，但是实际上却强化了书报检查制度，更加强了对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给新闻出版自由制造了“新的枷锁”。然而，许多人对新书报检查令的实质还看不清楚，有些青年黑格尔分子和伪自由主义者甚至欢呼雀跃，以为这是出版自由的新时代的到来，感激国王如“太阳正在天空高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于新书报检查令出台1个月后撰写了这篇评论文章，在反驳和评论中论证了思想、出版自由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分析了书报检查立法的性质和应有的正确态度，揭露了普鲁士政府新书报检查令的虚伪与荒谬。马克思的文章思想深刻，鞭辟入里，文笔犀利，给新书报检查令以毁灭性的批判。 我们讨论马克思文章中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句话，不仅要了解普鲁士政府新书报检查令的性质，要通读马克思文章的全文，而且要通观包含着这句话的那一大段话，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版第1卷第119页的第2自然段。注意这段话中有这样几点： 第一，新书报检查令的“正统精神”，是同旧书报检查令所体现的理性主义相冲突的。就是说，旧检查令还按照理性主义观点把一般宗教理解为理性的宗教，不仅规定不准攻击基督教，还把制止“损害道德”的行为列为书报检查的一项任务。而新书报检查令增加了不容许攻击基督教的规定，却把不许“损害道德”这个任务丢掉了，代之以“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的规定。这样，新书报检查令不仅背离了传统的理性主义，而且把理性主义道德即“作为世界的原则的道德”变成了对基督教信仰的崇拜。 第二，新书报检查令不仅背离了传统的理性主义，而且还突出了对基督教原则的维护，把政治立法与基督教的宗教原则混淆起来，规定不能容忍敌视基督教及其教理的行为，从而使新书报检查令彻底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宗教原则，使基督教原则变为国家的准则，使信仰成为国家的支柱。因此，作为本质上是基督教立法的新书报检查令，就不可能承认“道德是一种本身神圣的独立领域”，不承认作为普遍理性的道德，而要把道德看作宗教的附属物。 第三，这样的书报检查令，就必然要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作为理性主义者，都坚信理性的自由，主张普遍理性的道德对宗教的独立性，不信仰非理性的宗教，也不尊重基督教的传统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学家的道德理论体系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 把这三点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理解：“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这种观点，是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在近代欧洲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史上，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大师的个人道德哲学体系各有不同，但在道德领域他们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都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的道德也像自然规律一样，受理性的自然规律即理性命令的支配。费希特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而理性存在物是绝对完全自由的，是独立不依的，是自己满足自己的。康德作为道德自律论的创始人和最大的代表，对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作了充分、系统的论证，建立了完整的自律论道德哲学体系。总之，这些理性主义的大师们把道德看作“世界的原则”、“人类的理性”、“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是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人类精神的自律。他们崇尚人类精神和自由的普遍理性，把道德和宗教对立起来，或者只承认普遍理性的宗教，认为信仰主义的宗教就是与人类理性自由相对立的他律。因此他们都不尊重宗教的那些礼仪、习尚和礼貌，费希特甚至在演说中对德国公众说：“宗教就是一种道德败坏的、完全毁灭人的迷信”。[2]（P419）这种道德观点和对待宗教的态度，在当时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对于秉承一般宗教和基督教旧道德原则的普鲁士政府的新书报检查令，无疑是有力的思想批判武器。这样的批判论据，显然是马克思巧妙地利用新书报检查令背离旧书报检查令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而与德国道德领域的思想大师们的观点相冲突，来揭露新书报检查令思想的浅薄和荒谬，批判新书报检查令强化基督教信仰而背离人类理性道德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