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学者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存在两个巨大的遗漏，一个是马克思没有阐明道德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作用问题，“马克思的第二个巨大的遗漏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问题”。（注：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2页。）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批评是不成立的，恰恰相反，科学阐明道德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科学阐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任务，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正是在阐述这两大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彰显。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危机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号召力和影响力被明显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能否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及其实践意义，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正确判断。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色和实践意义，就不能正确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根本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首先表现在，它以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其根本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始终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要说明道德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不可能用近代哲学的道德资源，因为，这些道德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资产者的道德。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引证爱尔维修的论点时写道：“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马克思不可能将这些道德资源拿来教育工人，因为这些道德说教强调的都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的道德属性，看不到工人与资本家在利益上根本对立，而工人运动就是要打破这种对立，使工人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91、772、773、274—275、291、293、275、92页。）离开利益抽象地谈论道德，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立场；为弱势群体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作利益上的辩护，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努力，就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私有制使人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人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人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人直接占有，被人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人们使用的时候，才是自己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261—262页。）马克思认为，现代工场手工业即现代分工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全面地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在这里，马克思的现实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性。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同马克思所描述的状况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恩格斯通过自己的亲身调查，为我们客观地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挤压下工人阶级处境和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在当时，有人曾提出工人的“道德堕落”问题，恩格斯对此作了批判性分析。首先，工人的整个状况和他们周围环境使他们道德堕落，工人有很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愿意去偷，而这些人不是饿死就是自杀。其次，“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恩格斯指出，工人由于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完全受偶然事件的支配，因而，只好尽可能地利用时机占点便宜算了。这样造成了一些人屈服于自己的命运，随波逐流，有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过一天算一天。再次，所谓工人的“道德堕落问题”常常是由于工人劳动的强制性。最后，人口的集中和大城市的形成，更加扩大了工人的道德堕落现象。恩格斯认为，人口集中和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助长了一些工人的道德堕落，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是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65—166、304、401、407—408、275、6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