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和法律、维护伦理和遵守法律，其间难免尖锐的矛盾、激烈的冲突甚至你死我活的两难。当此关头，如只维护伦理，势必违背了法律；如仅捍卫法律，无疑亵渎了伦理。对此，有无两全之道？如有，是什么？又怎样两全？人类文明史上，不同民族通过宗教、道德、法律做过认真的探讨，有过不同的成果。该成果被中华伦理、中华法系结晶为：亲属容隐——法律规定，如有人违法犯罪，其亲属在法律上依法可豁免告发、作证的义务；不检举不作证消极地不构成违法犯罪，可被免予处罚；积极地一定程度上还有互相保护的权利。 亲属容隐，从伦理的立场看，积极地从维护骨肉之恩、婚姻之情、同胞之谊，到维护公序良俗，消极地从防止亲属中贼害至亲败坏天伦、朋友间背信弃义，到预防社会上伤和败俗，完全合情合理。从法律的立场看，虽合情合理却违反法律：轻，则渎职，有负于法律义务；重，乃是犯了包庇罪，侵犯了法律，那么其合法性究竟何在、如何保证，合理性和合法性又如何统一？这些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从伦理、法律之统一的立场，历史地、现实地看，表面上合情合理不合法，实质上合情合理又合法，其实质的合法性、合理性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 家庭作为中国社会之本，是亲属容隐的沃壤 中国古代几千年波澜壮阔、千变万化，社会结构则如所周知，家庭本位是贯穿始终的，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从周以前的家-国一体到秦汉之后的家-国同构，虽有变化甚至较大，但始终是“国之本在家”[1]，伦理乃是社会秩序之本。家为邦本，从社会结构的深层决定了，在功能上，家庭和国家始终是高度贯通的：从孝、悌的善良根性出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2]，不仅是“为人之本”[3]、伦理之道，更是“尧舜之道”[4]、治国之道；国家有力地维护家庭的和睦融洽，家庭积极地维护国家的稳定团结。这是亲属容隐最深厚的沃壤。 这样的结构-功能中，法律之一般而言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具体体现为维护以伦理为本的社会秩序。于是，伦理乃法律之本，因伦制礼、因礼制刑以“定亲疏、别嫌疑、明是非”[5]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伦理的家庭主义支配着法律的家庭主义，家庭主义成为法律的基本精神。伦理、法律在此基础上被统一起来。 结构上，中国古代在姻缘-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始终是有决定意义的要素，是决定社会各主要方面的“本体”。 微观上，中国古代不论农村或城市，基本单位都是由姻缘关系、血缘关系扩展为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家庭及其放大家族为核心或基础、累世聚居而形成村落或社区，由此构成基本的、完整的社会单位。请看如此生动逼真的写照：“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有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基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6]。 宏观上，最突出、最基本的特点是，温情脉脉的姻缘关系、血缘关系包裹着人们之间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社会的各层面的关系；家庭关系中现实地或潜在地包含着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普遍地成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基础。原始的氏族、部落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其社会秩序必须靠血缘亲疏而调整。从先秦经秦汉到以后历代，虽然家庭、国家联系的紧密程度有变化，但在结构意义上，都以家庭为基础和核心，从姻缘关系、血缘关系衍化出各种人伦关系。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是“五伦”，其中父子、夫妇、兄弟关系不用说是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关系又是兄弟关系的延伸。在“五伦”之外、非血缘关系之外，人们当然会不断地认干亲、老乡、同学、老上级、熟人等等，根本上都是根据血缘关系的“拟制”，扩展自己的关系，是家庭关系基础上的放大和延伸。甚至历代王朝也是皇帝代表皇族，统领百官及其大家庭，对普天下所有的家庭进行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的“家天下”。 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功能上，家庭以几乎整全的功能，从微观到宏观、从广度到深度，影响甚至决定着社区生活、国家生活。 微观上，家庭特别是部分大家庭除了军事功能、外交功能外，几乎具有国家的一切功能：第一，完备的经济功能——家庭是共同劳动的主体，家庭生活和生产劳动合而为一；家族是社区共同生活的主体，家族生活和社区生活合而为一；每个家庭依托或大或小的土地，几代同堂，世代聚居，有时还包括亲属关系、主仆关系，组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在其中每个环节都起决定作用；大部分生产是为了家庭和村庄的消费，和其它家庭之间的交换很少，其它家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对本家庭影响不大。社会的全部经济职能在家庭几乎应有尽有。第二，良好的教育功能——纵向上，生产技术、文化观念、道德规范的传承绝大部分是在家庭，在田间地头或手工作坊，以非正规方式进行的；职业的流转和继承基本上是子承父业，家庭外的传承也是靠父系亲属制为基础的家庭继承；即使在堪称大规模的流动中，也以家庭为单位，对子女、学徒进行技术、能力、道德的教育；传统的技术、工艺乃至整个民间文化从每个家庭到全民族的发展和传承，主要是通过家庭实现的（其中许多自近代以来陆续失传甚至灭绝，其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家庭残遭的空前的破坏）。横向上，通过主办或协办私塾、书院，为家族、地方提供教育服务，负责地方的伦理教化。由家庭主办“私学”和政府主办的“官学”相对，在传统的社会运行、文化传承中是积极能动的主体。第三，从基层承担着相当完备的社区自治、社会保障功能——修桥补路、农田水利、赈灾济困、抚老恤幼等，保障社区福利；审理和调节争端、维护地方治安；保护自然环境；许多地方在许多情况下，实行地方自治，有些情况下甚至因一定的家庭武装有准军事功能，会有某些大家庭称霸乡里，却以极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维护着基层的治安和稳定。第四，温馨的养老功能——人们在青壮年期养儿育女，晚年就依靠自己子女提供的产品和劳务维持生活，代际之间没有货币的媒介和交换，所谓“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养老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老有所养，是保障晚年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敬老，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在有教养、有文脉的中国人那里，养老固然有重要的经济维度，却绝非仅限于此，而以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等方面的丰富内容，使老人享受到醇厚的精神赡养、心理安慰、文化关怀。和其它养老形式相比，家庭养老不仅经济成本最低，而且在精神上最细腻、最周到、最温馨，有独特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