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对于每个国家与民族而言都是一项重大课题，离开发展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难 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发展研究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科学 ，人类对于发展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仅以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心的狭隘发展观，代之以 一种科学的新发展观，在众多的发展研究中，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无疑是极为重 要的。 阿马蒂亚·森的卓越成果之一就是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 观——以自由看待发展。通过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分析，他发现贫困和饥荒不单纯是资 源匮乏以及收入降低的结果，更多的是权利分配不均的结果，应从权利角度重新认识贫 困和饥荒问题。由此，森将其经济研究的关注中心转向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关注，提出 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伦理的考虑，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修正了长期以 来经济学和伦理学严重分离的局面，在经济问题研究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在主张经济学 和伦理学的结合，希望实现效率、结果的经济功利与自由、公平的道德关怀的协调这一 学术背景之下，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发展观。 一 自由发展观的出发点：对人的权利的关注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取得了 长足进步，但在满足整体数量增加的同时，却忽略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分配 的不公造成了日益突出的世界范围的贫困现象。尽管许多国家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贫困 问题的严重性，也作了种种努力，但贫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关数据表明， 全球贫困人口仍维持在近20亿的水平，与上个世纪60年代相比，除因人口增加带来的贫 困比率下降以外，绝对数几乎没变。森研究发现，认为贫困与饥荒的发生，或与食物短 缺、或与收入下降、或与自然灾害相关的传统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当前人们对贫困问题 的研究偏离了正确轨道，“在有些研究中，研究者不是从一个国家中穷人所忍受的痛苦 的意义上去认识贫困的普遍存在，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整个国家的相对富裕程度。”[1] 他认为这种研究是混乱的，应该对贫困与饥荒的形成机制有新的解释。 历史上关于饥荒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三种[1]：(1)马尔萨斯的“人口过 剩论”，认为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物质资料难以满足现实人口所需而 引起饥荒；(2)“粮食中心论”，认为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天灾人祸的原因造成物质 ——主要是粮食的匮乏，以致满足不了人们的根本需要；(3)“收入中心论”，认为是 由于经济条件的恶化造成人们收入的下降，带来购买力的下降，从而产生了饥荒。森对 以上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饥荒不是由于人口过量增长、粮食匮乏等原因造成的，其 背后还存在着其他的决定因素。通过对孟加拉、中国、印度、萨赫勒、埃塞俄比亚等国 家、地区的饥荒发生情况的分析发现，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一些社会经济群体无 法获得他们以前能够获得或者有权利获得的食品，是由于权利的被剥夺造成饥荒的发生 。 在英文用法中“权利”有多种含义，阿马蒂亚·森则是以entitlement为内涵的，其含 义是“应得的权利”，即指人的无差别的应得的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基本的、无条件 的、天赋的权利。 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权利是最为直接可见的权利。“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 己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二者的结合来实现。 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称为这个人所拥有东西的‘ 交换权利’”[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处于极为重 要的位置，贫困就反映出了个人的交换权利下降。当个人无法在社会中顺利实现交换， 即无法用自己的劳动交换成货币或用一定数量的货币已无法交换到自己生活所需的物质 资料时，贫困就产生了。所以“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 人交换权利的下降”[1]。交换权利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将人与 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区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交换仅是其中的环节之一 。森接受了马克思这一观点，认为交换权利是与具体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即使所有权状况相同，交换权利还依赖于一个人的经济前途，而其经济前途 又依赖于生产方式，以及就生产关系而言的他的社会地位[2]。交换关系是无法独立存 在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的。 最后，以权利分析方法来解释社会的贫困和饥饿现象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饥饿虽然 与食物供给之间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饥饿正是反映了某些 社会阶层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所以饥饿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反映，森一针 见血地指出：“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 有阶层都遭受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通过对世 界上大量已发生的饥荒现象的分析可以发现，以权利方法分析社会的贫困和饥荒现象是 可行的，因为，“在一般的饥荒分析中，人们总是使用食物供给方法，它已经造成了灾 难性的政策失败”。这个灾难，就是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由于政府过于重视粮食供 给总量的统计数字，致使未能预测到孟加拉饥荒导致300万人死亡，甚至在它已经到来 时，政府也未能注意到。由于传统分析方法表现出的严重缺陷，要求寻找一种新的思维 模式，那就是权利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