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们对乌托邦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是把乌托邦作为照亮人类未 来的希望的灯塔，作为历史进步的内在的精神动力；二是把乌托邦思想看作一种诅咒， 反对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尽管乌托邦或乌托邦运动的设计者往往出于极其 善良的动机，而实际效果却极易助长极权主义。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 固守上述两种态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造成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上的误导，从而导致历 史性的悲剧。然而，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待乌托邦的第二种态度， 消极地对待乌托邦，却没有领悟到，缺失乌托邦观念的社会发展或历史存在所造成的恶 果同样是人类所不希望获得的结局。目前，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不是乌托邦价值泛滥的时 代，而是乌托邦严重贬值及其根基被现代性(modernity)“挖空”的时代，所以，在现 时代，张扬乌托邦的价值不但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对现代社会有特殊的启发意义。尽管 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上乌托邦确实难以与暴政、奴役和独裁了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 葛”，但是，在现代人极端务实的态度恰恰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时候，重温乌托邦精神 对现代人不无裨益。我们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既然社会工程学的实际生活体验已经把 关于理想世界的整个思想搞得声名狼藉，我们就不妨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一些。这样，也 许就能再次领会到最初的乌托邦之梦在精神解放方面所拥有的生气和活力吧。”[1] 一、为什么要重建一种乌托邦观念? 一定程度上，我同意列斐伏尔的观点：要走出现代性，就必须寻找到“他者”的可替 代性选择，选择超越当下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此来冲淡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固执性 迷恋。但是，若要为人类的未来构想种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乌托邦观念就不可或缺了， 否则，单纯依赖于现代性的价值坐标系，得到的只能是为现代性作论证的“实托邦”。 对此，詹姆逊更为激进：“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称作乌托邦的欲望全面代替现代性的主 题。”[2]乌托邦观念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是将理想与现实区分开来，与当下保持一定的 距离而执著于对理想的建构，而现代性恰恰是把理想与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将人 们的观念导向世俗化的现实之中。这样，要想超越现代性而获得一种乌托邦意识，就必 须从观念上与现代性保持一定的距离，将既定的现实“融解”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 可以单纯地体验他们的当前状况，但无法对其内容作出客观的估计，在现实状况能够使 人们取得用以判断未来的有利地位之前，他们必须使自己和现状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然，在现代社会中追寻乌托邦不再能够像构建传统社会的乌托邦观念那样，对现实 社会缺乏必要的科学认识而只是单纯停留在思辨的想象和终极关怀中，因为，如果这样 做，同样会使现代人陷入一种乌托邦和现代性的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中。不能完全否认 的是，现代的科学发展与技术运用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是现代社会优越性的一个主要 特征，是现代人引以自豪的重要方面。只是由于人类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及其个体意识 的过度膨胀，才导致现代性缺失乌托邦的维度而丧失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反过来讲 ，也正是由于在传统社会中人的工具理性能力的低下，才导致人们对乌托邦的社会运动 和实践乐此不疲，将理想的绝对付诸于现实而遗失了乌托邦更本源的精神内涵。回顾人 类的历史，需要反思的是：今天人类能否在理想的绝对与现实的绝对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应该说，在反对传统的终极性社会理想过程中，现代性把人从天国拉向尘世，从彼岸 撤回到此岸，从形上的超验建构撤回到形下的经验和理性，找到了现代人自身的特有价 值，但它并未真正实现一次“辩证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的反叛和报复。现代性只是使 人的工具理性征服自然、控制社会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使每个人都能够为自身的生存 奔波，而对个人与他人、自然、社会的内在和谐问题却无能为力。更为重要的是，现代 性还消解了反思自身、批判现实的乌托邦维度，使现代性陷入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中 而放纵自己，以至于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很难再有一种积极的批判能力去构想一种超越 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了，现代性的同一性机制几乎把人们本能具有的乌托邦意识消解掉 了。现代人对乌托邦信念的缺失将造成一种事态的静态局面，其结果是，人自身只不过 变成了“物”，人类的历史变成了冷冰冰的异己的“怪物”，处于“无根的生存状态” 的现代人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因此，必须有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去完成对现代性 的一种“辩证的否定”，把现代性在否定传统的社会理想过程中所丢弃掉的、对人类命 运至关重要的乌托邦精神重新找回来，对现代性的价值进行一次“重新的估价”。 当试图重建一种健全、合理的乌托邦观念时，我们就会把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 的总体进步作为一个社会前进的基本理念，而不再以技术理性或物质生活的幸福这个单 一的现代性指标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衡量标准，会更多地关注道德、美学、环境和人 伦等等对人类来说具有终极性意义、关涉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乌托邦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