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注：理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专指程颐、朱熹所开拓的那个致思方向， 后者则是宋明儒学的统称，既包括了狭义的理学，又包括了心学。本文中的理学一概指 狭义的理学。)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对传统道德作了本体论论证 ，进一步确认了传统道德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寻天地必然之理，立人道当然之则，穷天 理以立人极，是宋明理学的基本逻辑，也是朱熹学说的内在理路。朱熹首先对形上之理 (本体)做出设定与论证，然后提出通达形上之理的途径与方法。这种理论建构，通过强 化理性自觉原则，完善了传统道德的理论体系，树立了传统道德的绝对权威，有力地维 护了社会稳定与和谐，但是，其绝对化倾向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道德的僵化和异化， 使之失去了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作为朱熹学说的反动，王阳明心学力矫朱学之弊，强化 了意志自愿原则，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把外在天理内化为人的内心情感 和良知自律。他在本体论上提出“心即理”说，调和了自然观与伦理观；在工夫论上提 出贯注了情感和意志因素的“良知”说，统一了知识观念与价值观念，从而圆通地解决 了朱学的理论缺陷。但是，王学自身也隐含着理论危险，这种危险在王门后学那里成为 了现实。总之，从朱熹到王阳明，经历了从理性自觉原则向意志自愿原则的理论转换。 深入总结这一理论转换，可以为现时代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一 朱熹哲学以抽象的客观精神“理”为出发点，把人和物都从“理”中推演出来，构成 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朱熹对“理”曾作过具体的规定：“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其 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2)“所以然”，就是指决定 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内在本质或规律，“所当然”则是指规范人活动的各种准则，主要 是指道德行为准则。此“理”是自然的本质，万物生成和运动的根源，同时也是伦理性 的精神本体，即最高的道德准则。朱熹强调理的普遍性，“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 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致于出入起居 ，应接事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朱文公文集》卷 十四)质言之，理制约着一切人伦关系。理规定着宇宙万物的本质和根本秩序，是人类 社会道德关系与道德原则的最终根据，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兄 弟、朋友五伦以及日常生活中应事接物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人必须绝对地服从天理，否 则就不符合人的本质，并将使人的存在和生活失去合理性。作为普遍的规范，理具有超 越一切经验现象的特点：“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 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任何存在于宇宙间的事物，都不能 没有理的规定，人也和万物一样，只有接受天理的规定才成其为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 朋友之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它先于君臣父子等人类社会的道德关系而存在，并且不 依赖后者而独立存在。理存在于万物未生之前，又兀立于万物既陷之后，不仅不受特殊 时空的限制，而且超越于一切时空，是所谓“形而上者”。传统的道德纲常被抽象为离 开人类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的绝对的先验原则。传统道德绝对性、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 证，至此臻于完成。 与理相对的是人的感性情欲。理欲之辨是理学的重要课题，朱熹引入了气、性、命、 才等诸多范畴来严辩理欲关系。为了说明人性本身即蕴涵着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 “气”的对立，使天理、人欲不相混杂，朱熹辨析了“命”与“性”，“性”与“情” 、“才”，“人心”与“道心”的不同。他以“命”为天地之理，即天对人与万物所赋 予的抽象本质，以“性”为人、物所禀受于天的具体之“性”。“性”分为本然之性与 气质之性，本然之性为人、物未生之本体，而气质之性是人生之后形气所杂的现实人性 。“性”是寂然不动的伦理本体，万古不变的教条；“情”是性之发动，是人之喜怒哀 乐等自然情感的显现，也是侧隐、羞恶、辞让等伦理情感的流露；“才”是性的具体表 现形式，是人的自然素质与先验能力。这样，他就把基于人的心理活动的道德修养过程 与指导修养的道德理性观念分割为二。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以“道心” 为出于道德理性的“义理”之心，“人心”为出于本能欲望的“形气”之心，要人“以 心使心”，“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为听命。”(《朱子文集·答陈安卿》) 在朱熹那里，天理既是必然之理，又是当然之则；穷理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在把握天 理之后，进而以天理规范主体的行为。那么，如何把握天理?朱熹提出格物致知说，即 “即物穷理”的途径和方法。“即物穷理”，是教人按照事物“所以然”之理，自觉地 做理“所当然”的事情，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朱熹，道德行为应当是自觉的，而这种自 觉性来自理性认识上的某种飞跃：“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 粗精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从 认识论的路线和原则看，朱熹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心本有天赋的道德原则，同时又强调认 识的直接对象是具体事物之理，只有通过具体的学习的积累过程才能最终使内心的原则 彰显出来。”[1]当然，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还须躬行践履，主敬涵养，以去除各种 感性情欲的侵扰，趋向理想人格。因此，为了树立道德理性、克制气禀物欲之私，朱熹 强调通过学习等道德培养过程增强理性战胜物欲的力量，从考察、了解具体事物的道理 入手，经过从特殊到普遍的飞跃，上升到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认识，这是一条明显的理性 主义路线。 人是社会的与生物的双重存在。作为感性的血肉存在，人必然有其生理需求的一面。 同时，人更是社会的人，社会整体发展的要求通过种种途径和方式反映为人之内心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