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诚”、“信”二字连用始自战国，《孟子·万章上》说：舜的弟弟像“以爱兄之道来”，舜“故诚信而喜之，奚伪哉”？《管子·枢言》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荀子·不苟》说：“诚信生神，夸诞生惑。”现代汉语也承接“诚信”这一用语，并以之对应英文integrity。组成“诚信”一词的“诚”、“信”两字的内涵分别是怎样的呢？许慎《说文解字》云：“信，诚也。”“诚，信也。”许慎将“诚”、“信”互训，这使人们以为在表达古代思想的语境中“诚”、“信”可以相通，然而，如果我们细致考察和分析儒学史上所谈到的“诚”和“信”，可以发现，“诚”、“信”的内涵还是有所区别的。 1.传统儒学关于“诚”的内涵 儒家言“诚”始自《中庸》，《中庸》的核心观念就是“诚”。《中庸》是怎样论“诚”的呢？《中庸》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中庸》，31页）“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之，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1]（《中庸》，34页）在这里，“诚”作为道德品质首先是被赋予“天”的，天“为物不贰”，亦即其自然运行时所显示出的真实无妄特点就是“诚”，“诚”是“天之道”。人未能有“诚”，故须求如天一般的“诚”，合于天道。《中庸》还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1]（《中庸》，31页）此即是说，能合于天道的“诚者”具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这样一种圆融透彻、无所滞碍的心灵境界，而且，这样的“诚者”亦即圣人。《中庸》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诚”之于人的意义：“诚”提供了一条使人由凡入圣，成为拥有独特心灵境界的生命超越者的途径。故此，《中庸》还有这样的赞叹：“惟天下至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1]（《中庸》，38-39页） 《中庸》之后的儒学家们也基本延续了对“诚”的这番理解。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孟子》，282页）荀子理论大异于孟子，但他也说：“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行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天地之大，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不诚则疏，君上为尊，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2]（45-48页）孟子、荀子有关“诚”的这两段话与《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有相同的思想逻辑，都把“诚”看作是“天之道”，要求人们体悟天的“诚”，从而合于天道。孟子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孟子》，350页）他认为，个体生命获致“诚”，则心纳万有，“诚”被孟子看成是心体和道体合一的道德境界。荀子则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惟诚之能守，惟义之能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2]（46页）这是说，致其“诚”，在仁义，实现“诚”，为“天德”。荀子以为，“诚”的获得使人不再拘执于一己之私，而是进入与天同德之境界。通过孟子的“反身而诚”说和荀子的“天德”说，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庸》一样，在孟子、荀子眼里，“诚”的意义在于它能使人摆脱身形的拘执，德与天同，予人以生命超越。 孟子、荀子之后的许多儒家人物，特别是那些着重阐释心性儒学的思想家，也确认形而上性质的“诚”的存在，以为这个“诚”下贯于人，人始有“诚”，而具备“诚”，人则获得生命超越。宋初的周敦颐曾言：“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3]（15-16页）作为宇宙根本的万物资始之乾元就具有“诚”的本质，成为人真实无妄本性的“诚”乃源于此。周敦颐的“诚”既贯通天与人，又具有“纯粹至善”的性质，这样的“诚”对人而言，自然意味着一种彻底脱离私欲束缚从而合于天道的心灵境界。宋初的另一著名儒家思想家张载也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王夫之注：“……在天为道，命于人为性，知其合之谓明，体其合之谓诚。”[4]（95页）人之“诚”可上溯于天道，了悟道与性的一体本质，则人达到“诚”，就此可见，张载的这个“诚”也意味着超越充满私欲之小我而臻至心灵天地。南宋大儒朱熹言：“诚是天理的实然，更无丝毫作为，圣人之生，其禀受浑然，气质清明纯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为而自然与天为一。如其余则须是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义礼智与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无非实礼，然后为诚，有一豪见得与天理不相同，便于诚有一豪未至。”[5]（1563页）又注《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曰：“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1]（《中庸》，33页）他认为，“诚”是“天理实然”，圣人生来已具，凡人后天习得，不过，无论何种情况下，在朱熹眼里，“诚”都意味着人从肉体的欲望中超拔出来，摆脱物欲之限，获得了合于天道的超越境界，达到彻底的道德自为。 2.传统儒学关于“信”的内涵 儒家创始人孔子未直接谈到“诚”，对“信”却言之甚多。孔子相当重视“信”，《论语·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论语》，99页）。“信”为孔子“四教”的科目之一。孔子又把“信”和“恭”、“宽”、“敏”、“惠”一起并列为“五德”[1]（《论语》，177页）。孔子在如下一段和子贡的对话尤显示他对“信”的重视：“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论语》，134-135页）在这段对话里，孔子认为，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信”比“食”和“兵”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