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一次题为《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通过论证在德国和欧洲各国兴起的各种激进政治运动中，信念伦理在政治家尤其是政治领袖伦理实践中的无效性，呼吁政治家在追求和运用权力时，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后果并为之负责，首次提出了责任伦理的概念。韦伯针对人们面临的道德困境，意识到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需要一种以责任后果为行为导向的理论，但对这种理论却未能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韦伯的责任伦理观念受到了广泛关注。伦克把韦伯的责任伦理称为“后果伦理”，而将自己和忧那思、雷德一类学者为回应新科技时代的挑战而提出的一种宏观性的新伦理，即科技时代的伦理称为“责任伦理”。伦克等人的观念也曾引发歧异，受到维兰德的批评。（第103-135页）[1]但伦克将责任伦理界定为一种前瞻性的、预防性的、以人类整体行为为对象的伦理，促进了人们对于责任伦理作为伦理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思考。责任伦理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属于现代伦理学范围，责任伦理的思想资源却源远流长。本文拟以韦伯、忧那思等人提出的责任伦理为参照，以先秦重要典籍《周易》（含《易经》与《易传》）为诠释对象，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及其所蕴涵的现代价值精神。 一、《周易》责任伦理意识的生成：对后果的忧患 责任意识的生成以行为者成为责任主体为先决条件，同时，责任意识的生成又能促使行为者在行动中自觉地担当其责任主体的角色。因为，一个有责任意识的人，其行为受他自己的意识所控制，他处在一个按照自己的理性机制进行活动的情境中。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可以看到，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而言，责任意识是一种敢于为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担当意识。由于行为者要担当行为的责任，内心深处就会产生对自身行为不良后果的强烈忧患，从而形成一种忧患意识。这样的忧患意识，使人在某一特殊情境下能够体验到内在的担忧、恐惧和痛苦，是人对自身及其生活世界的一种否定性思维的结果，能够促使人们形成对人生与社会危机的预知能力和强烈的责任感受能力。 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具体表征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强烈的责任意识的具体体现。 “忧患”一词最先出现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颖达疏：“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有忧患也。身既患忧，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第313页）[2]肯定《周易》为忧患之作，其目的是“垂法以示于后”，从伦理学的角度解读这句话，可以说是制定伦理法则来规范后人行为，以防止忧患之事的出现。因此《周易》忧患意识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关爱后人、避免过错的责任意识，它并不是为个人的遭遇而悲悲戚戚，伤心落泪，而是为后人而忧，为后人而患，甚至可以说是为整个人类而忧患，这是一种深藏于内而又能包容天下的强烈责任意识。关于“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系辞下》推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徐复观据此认为，“此种忧患意识的诱发因素，从《易传》看，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先秦篇》，第32页）[3]。从文王个人的处境看，《易经》作者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忧患心态在卦爻辞中有所体现，故“辞危”，人只有心存忧患，时时刻刻警惕小心，才能保住平安。但从传统农业经济中人们的生存处境看，先民们基于生存的压力而产生忧患意识，也应是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之一。《系辞下》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这是说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出入进退、内外往来都按照《周易》作者从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辨中概括出来的规范和原则行事，不管是对外的行为举动，还是内在的心性修养，不仅能做到为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而忧惧，而且能“明于忧患与故”即深入探究产生不良后果的原因。 《周易》六十四卦辞，告诉人们置身顺境之时，要居安思危，无患思患，思患防患；而身处逆境之时，则要改过迁善，摆脱困境，奋发有为。例如，既济卦本指已经渡过河流到达彼岸，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事情已经完成，然而卦辞却言“初吉终乱”，这与《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是一致的。物不可穷，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通过变而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只有变，才是常久之道。因此既济卦（象传》解释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因为处既济之时，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人们常常会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故祸乱必将到来。这里，《周易》作者无患思患，思患防患的良苦用心清晰可见。泰卦反映的是一种“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彖·泰》）的交通和畅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周易》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时代。但作者却提醒人们在处泰之时，要特别小心谨慎，用中行之道，做到“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泰·九二》）。因为“泰极否来”是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泰卦九三居二阳之上，三阴之下，正是天地阴阳乾坤交接之际，“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已有泰变否的预兆，而到上六，“城复于隍”（《泰·上六》），泰变否即将由可能变为现实。南宋杨万里由泰卦上六爻辞推及人事，说：“泰至于上六，则阴盛而阳微，君子消而小人长，泰往而否来，如城之颓而为隍，于是治化而乱，存化而亡，国化而家，辟化为庶，有不忍言者矣。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也……呜呼！圣人之戒亦不缓矣，而犹有不惧者，何也？”（第50页）[4]告诫人们在治乱存亡的关键时刻要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随时戒惧危亡，以救国救民于颓乱之中。否卦是泰卦的反面，正处于“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彖·否》）的闭塞不通之状态。九五是否卦之主爻，阳刚中正且居尊得位，有能力有条件“休否”，即具有拨乱反正、扭转乾坤的力量。但九五大人并不是高枕无忧，而是常存戒惧危亡之心，念念不忘“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苞本义为一种席草，“系于苞桑”意思是好像很重的物体用席草吊在桑树枝上，其危险程度可以想见。（注：对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诠释，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大意是人应该随时存有戒惧危亡之心，才能象系于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坚固不拔。）《周易》作者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附来说明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系辞下》这样解释此爻：“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意思是平安里面蕴藏着危险的信号，成功之时常常埋下失败的种子，天下太平之时往往会有乱的发生。因此作者告诫人们应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下》），其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大过卦中间四阳，初爻、上爻二阴，王弼注曰：“初为本，而上为末也”（第125页）[2]，中间四阳过盛，本末阴柔无力，不能担当重任，因此有“栋桡”之象。栋为梁上屋脊木，也即栋梁；桡为树木弯曲。房室栋梁弯曲，危难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社会势态，此时必须有所行动，才能转危为安。卦辞不露“忧患”二字，而忧患意识自现。作者告诫人们处大过之时，应当“独立不惧，遯世无闷”（《象·大过》），即处理大事时，进则要勇毅独立，无所畏惧，退则要举世不见知而不悔，自守以待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