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宗教对话与道德教育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述先,台湾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授。

原文出处: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倡导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这种宽容的文化精神尤应在今天的青少年教育中加以提倡,只有鼓励不同精神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对话,建立世界伦理,促成全球意识的觉醒,才能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不至于让地球村沦于毁灭的命运。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7 期

字号:

      如所周知,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由孔汉思(Hans Küng)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此后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便方兴未艾。

      孔汉思还起草了《人的责任之世界宣言》,由互动会(Interaction Council)于1997年9月1日提交给联合国。互动会由世界的一些退职政要组成,其中推动最力的一个人就是德国的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他在1999年5月发表了一篇演讲——《亚伯拉罕诸信仰与宗教宽容》,语重心长地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努力推动世界伦理的理由,很值得介绍。这是他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政治世界中的神性”会议上的发言,开宗明义就指出:三教的圣经都呼吁和平。《旧约》说:“避恶、行善,追求和平,努力不懈。”《新约》则说:“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他们将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而《古兰经》说:“如果人家并不骚扰你,和你战斗,如果他们倡议求和,那么上帝也不会容许你和他们战斗。”三教的先知、传统留下的教诲若合符节,也有共同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回亚伯拉罕:唯一的真神的第一位真正的信奉者。而《古兰经》引述《新约》,《新约》引述《旧约》,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施密特自承,他从来没有在学校或教会中了解到这样的事实,也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与回教徒一样不了解三教同源、教理互通的事实。教士们所传布的是彼此间的不了解与相互间的仇恨。这说明了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有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爆炸、空间萎缩,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流行,其害不可胜数。更可怕的是,传媒一味地渲染偏见和暴力。如果不加抑制,那么亨廷顿所谓文明间的冲突就会无可避免,宗教间的冲突将成为悲剧。此不只三教间为然,印度教与佛教也是一样。但这不必然如此,不只历史上的明王如腓特烈二世(1194-1250)颁布宽容令,欧盟如今结束战争的敌对状况。今日我们面对的严重问题有二:一是如何保住宗教与文化的认同?二是如何尊重其他人的文化、宗教,大家和睦相处?故此至今日,我们必须要教导“宽容”,《责任宣言》第十五条谓:“宗教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但宗教代言人特别有责任,避免对不同的信仰做出有偏见的说话与带歧视的行为。他们不该鼓励仇恨、狂热与宗教战争,以之为正当,而应该保持宽容与对全人类的互相尊敬。”[1](P32)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和传教士的责任尤其重大,每个人必须由自己的传统通出去,对其他宗教有最低限度的了解,找到一些大家可以分享的普遍伦理原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都可以照自己的方式来体现“金律”,互尊互济,和平共处。最后终于可以落实到草根层面,以超克当前的困境。

      施密特的发言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引子,把世界伦理、宗教对话与道德教育关联在一起。施密特当然并不是一位学者,他可以说是一位有敏锐的触觉、良知的关怀与实际的行动的政治人物。他不免有许多潜在的预设与跳跃的推理,而未能建构一套成形的伦理。很显然,这些乃是我们学者的责任,把一些理路铺陈出来,找到世界伦理的适当定位,才能收到与在其他领域从事实际行动的朋友交流互济的效果。

      从哲学的观点看,斯威德勒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不同的哲学潮流如历史主义、现象学、知识社会学、语言哲学、诠释学、沟通伦理等,都为我们带来了“非绝对化”(deabsolutized)的信息,而断言“独白时代”(Age of Monologue)逐渐终结,“对话时代”(Age of Dialogue)正在来临[2](P15-16)。而孔汉思则认定,由现代到后现代,又到了关键性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时刻,乃极力鼓吹全球意识的觉醒[2](P4-11)。所谓“后现代”(post-modern),人言人殊,并没有一致的了解。孔汉思的解读明显地与时流有异。启蒙理性曾经被尊奉为普世的理想与价值的规范,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霸权”(hegemony),故时流加以强烈的批判与抨击,是有相当理由的。但中心瓦解不免造成分崩离析之势,价值相对主义流行,乃至造成“哲学死亡”的趋势。孔汉思与其盟友却由“危机”之中看出“契机”,乃力倡意识上的根本改变,而指出像1948年《人权宣言》那样的法律文件之不足,必须另外签署世界伦理或责任宣言;在态度上也做出根本的改变,明白“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也就没有世界和平”,乃与施密特一班政要以至广大民间对于和平与公正的诉求一拍即合,极力推动《宣言》的起草与签署,虽然仍不免受到挫折,但至少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注,激起了一些回响。我在这里打算对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后续的反思与讨论。

      孔汉思所提供的线索似乎展示了一个十分奇诡的现象。在“金律”的基础原理之外,他提供了4条宽广的指令:(1)对于非暴力的文化与尊重生命的承诺;(2)对于团结的文化与公证经济秩序的承诺;(3)对于宽容的文化与真实生活的承诺;(4)对于平等权利的文化与男女之间的伙伴关系的承诺。很明显,这是“十戒”中的伦理4戒:不杀、不盗、不妄、不淫的现代版本。在内容方面诚然有了新的表达,但在精神上却与古代相通。也就是说,照孔汉思的解读,奇诡的是,“后现代”有进于“现代”之处,正在它与“前现代”(premodern)相通。而全球伦理的特质也表达在它的贯通东西,反而在传布一种新的普世价值的福音。也就是说,孔汉思和他的盟友要在传统的绝对主义与当前流行的相对主义之外,另觅第三条路,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之下,追求会通,找到多元互济的可能性,以打破当前的困境。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