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市场化”是当代世界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两大旋律。以世界经济知识化、网络化、一体化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基本定势。以经济全球化为龙头，全球化趋势正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再加上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由计划体制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特殊历史条件，由此引发的价值震荡与价值冲突已经非常明显。其中对集体主义价值的认识与思考是焦点之一。 一、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几十年来，集体主义精神在中国一真具有受人崇尚的地位，集体主义价值观亦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价值观。但在今天它所面临的挑战却是严峻的。 挑战之一来自于传统的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识本身。我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国家主导价值观始于5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对强化集体主义价值观有一定作用，但也使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出现了三大偏差：其一是对“集体”认识的偏差。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形而上学地把集体主义看成是一切唯“集体”至上，把“集体”神圣化、绝对化；虽然在理论上也承认个人的正当利益，但在实践中却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对立了起来，在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时片面强调了集体的权利，却忽视了个人的正当权利；过分突出了集体形成后个人必须对集体承担的义务，却忽视了集体对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忽视了一个真实的集体要求它能维护集体中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忽视了责任与利益的统一性。这种偏差不仅使得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背上了“假”的恶名，更重要的是严重挫伤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二是对集体主义先进性的认识偏差。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片面地强调了集体主义的道德先进性，却没有对这种先进性进行对象区分。事实上，集体主义的先进性要求首先是针对先进分子的，而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却把适应社会普通群众的集体主义要求与适应社会先进分子——共产党员的最高层次的集体主义要求等同起来。这种适应对象的泛化使传统集体主义具有了“大”的色彩。其三是对集体主义教育的认识偏差。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不分对象的抽象说教看成是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唯一手段，这种教育割裂了与人们现实利益的联系，容易被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话”，从而削弱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道德认同能力、道德规范能力。 挑战之二来自于社会经济成分的变革。在传统的以“一大二公”为标志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道德的集体原则和经济基础的纯公有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对集体价值的道德认同不会受到来自经济基础的全方位震撼。但这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其结果是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和束缚。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但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利益经济，市场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具有自我扩张、自我发育的无限趋势。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从自我本位出发参与到市场运行的各个环节去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市场条件下能够使市场主体“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1](P204-205)。由于经济活动中的决策、收益、风险、责任最终都由个人承担，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个人主体的凸现以及对经济目标的无限自我中心反映到道德价值观上来，必然会引发对个人价值的强烈认同，这一点在个人价值长期受到片面否定的中国所引发的反弹更趋强烈。同时市场经济使利益主体多元化，当然也就造成道德价值观的主体多元化，造成个人、团体之间因不同的利益立场而在道德价值观上的隔离与对立，形成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挑战。 挑战之三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刻意的价值渗透。在当代，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获得世界认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2](P4)，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几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3](P2)。但全球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空间上，也不仅表现在世界经济、政治等诸因素相互渗透和紧密依存的具体形态上，而更重要地表现在无形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其核心价值观方面。因为全球化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现象，恰恰相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价值范畴。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也在日益加快，由此产生的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也愈来愈明显和频繁，“全球化把我们推进到了激烈的价值冲突中”[3](P181)。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集中表现为“普世价值”、“全球伦理”与本土价值的冲突。而在这种价值冲突中，西方国家刻意利用其在全球化趋势中居于的有利地位，通过各种方式推行它们所希望的“西方价值普世化”、“西方价值全球化”，以最终实现“全球价值西方化”。约瑟夫·奈尔在其新著“美国国力的悖论：为何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自行其事”中就明确主张美国应该更加注重、使用、依靠文化、价值、制度所产生的“柔性国力”(softpower)，而不仅仅依赖军事、经济等“刚性国力”去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他认为可以用价值输出取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通过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推广来保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4]虽然奈尔也主张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应该采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多接触、多交往、多合作的政策，但在其背后无疑就蕴涵着希望通过这些接触、交往与合作的过程，用美国式的文化和价值去渗透、同化其他异质文化和价值的意图。而在美国式的文化和价值中，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托克维尔就直接把美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活动、文化形态以及道德现象分析概括为个人主义。实际上美国价值的核心和基础就是个人价值本位。这与我们传统的集体本位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二、集体本位价值在当代世界的存在基础和存在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社会，对集体本位提出价值挑战的既有内生性因子，也有外源性原因。而其中，市场条件作为有效配置资源的最经济、最合理的方式得到了当代世界的普遍认可，而全球化的扩展所带来的西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个人价值本位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扩张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市场条件所提出的和全球化背景所带来的是对集体本位价值的存在合理性、可能性、必要性与合法性问题的根本质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回答，集体本位价值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需要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