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和”理想

      中国哲学的“和”理想，由几个基本的命题构成。包括“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和与同异”，“君子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流”，“大同”等。

      一、“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

      “协和万邦”之言，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后来《史记·五帝本纪》有“合和万国”之言，程伊川有“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矣”[1] 之言，意思大致相近。《尚书·尧典》开篇即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根据孔颖达等人的解释，此处所谓“协和”主要是指“风俗大和”。而“风俗大和”就是“合会调和天下之万国，其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是安天下之当安者也”。“风俗大和”在这里，不是要强行将万国的风俗整齐划一，而是让万国的风俗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以此孔颖达等人又有“风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之言，告诉我们没有“大和”，就没有“太平”；没有万国风俗、万国人俗的各得其所，就不可能有万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协和万邦”的根本义，实际就是万邦之间的求同存异。

      “保合太和”语出《易传》。《易·彖传》解释“乾”卦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此处宜将“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两句话结合起来去看，就是“和”必以“各”为前提，联合必以保存联合者各自的独立性为前提。 保持“各”自之独立性的“和”，才是“太和”；有“太和”才能“利贞”，才能最终达于“万国咸宁”。此处“太和”之义，同于上文之“协和”，亦同于上文之“大和”。后来北宋哲人张载撰《正蒙》一书，专设“太和”篇，亦将“太和”解释为包含差别的“和”，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南宋朱熹将“太和”释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2] 明清之际王夫之将“太和”释为“阴与阳和，气与神和”以及“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3] 等，也都是把“太和”解释成包含对立面的“和”，而不是消灭对立面的“和”。可知“和”必以“各”为基础，为前提，乃是中国哲人早已达成的共识。

      “和与同异”之说载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又见于《晏子春秋》外篇。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梁丘据造访。景公问：“丘据与我‘和’吗？”晏子回答说：“丘据与您是‘同’的关系，哪里称得上‘和’！”景公又问：“和与同异乎？”晏子答：“异。‘和’就象羹，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晏子以为“和”犹如“羹”，是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和佐料烹调而成的。晏子又以此种“和”比喻君臣关系，对景公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4] 晏子向景公进言，要以“和”之方式，而不要以“同”之方式处理君臣关系。“和”之方式是君曰“可”，臣则以“否”成其“可”；君曰“否”，臣则以“可”去其“否”；“同”之方式则是君“可”臣亦曰“可”，君“否”臣亦曰“否”，提不出不同意见。“和”作为处理君臣关系的根本方式，关键是说“不”，而不说“是”。

      “君子和而不同”一语载于《论语》。《论语·子路》记孔子之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处虽无上下文可资解说，但基本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孔子以“君子”为追求的目标，而“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君子”主“和”，而“小人”主“同”； “君子”以不同意见者为友，而“小人”以相同意见者为友。孔子主张“因材施教”或“各因其材”，就是以充分尊重受教育者各自独特的个性为前提的。孔子所开创的教育，是充分“个性主义”的教育，孔子的工作就是将这无限多样的个性“烹调”成一个整体。而这正是所谓“和”。孔子有“君子”与“小人”之区分，亦曾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学”之区分，有“中人以上”与“中人以下”之区分，亦有“知者”与“仁者”、动与静、“狂者”与“狷者”之区分，等等。孔子对自己学生的个性，有极为清楚的了解，他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之言，就是对弟子个性的精炼概括。在他的心目中，子张（师）有些过，而子夏（商）有些不及，子路（由）太好勇，而曾子（参）太过谨慎。对于这种种的个性，教师可以有两个处理的办法：一是压制，统一到一个标准之下；二是引导，求同存异。前一种办法是“同”，后一种办法是“和”。孔子是主张后一种办法的。他力图利用其弟子之个性分科施教，充分发挥他们各自之所长。他令颜子等习德行科，令子贡等习言语科，令子路等习政事科，令子游、子夏等习文学科等等，就是一个明证。孔子既以“君子”为追求目标，对于“和”当然就要身体力行。在人际关系上，孔子是以“和”为贵，以“和”为上的。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说，载于《国语》。《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回答桓公之言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调合在一起；“以同裨同”就是把相同的事物调合在一起。前者谓之“和”，后者谓之“同”。史伯的主张是取“和”而舍“同”，故他接下来又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一”就是调合相同的东西，如此则“声一”便不成其为“声”，“味一”便不成其为“味”，“物一”便不成其为“物”。这都是从万物之间的关系方面，谈“和”的无比重要性。对此张岱年先生解释说：“不同事物聚合而得其平衡，故能产生新事物，故云‘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故云‘同则不继’。史伯关于和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