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是国际范围内方兴未艾的重要研究域，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1925～)则是此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鉴于对社会学、社会理论研 究方面的卓越贡献，1990年，鲍曼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 多诺奖。当今鲍曼被描述为20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和世界最重要的以研究现代性闻名 的社会学家之一。 1993年，鲍曼出版了其奠定性著作《后现代伦理学》，并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在该书 中，鲍曼从理性主义与普遍主义入手对现代伦理学根基进行了颠覆性剖析，对现代伦理 危机做了详细论述，并从后现代视角对道德现象进行了展望。权威刊物《新政治家与社 会》(New States man & Society)评论说：“这几乎是用英语写成的对现代与后现代做 了最雄辩剖析的著作”。(注：Zygmunt Bauman,Postmodern Ethics,Bleckwell,1998, back cover,back cover,back cover.)著名社会学家斯高特·拉什(Scott Lash)指出： “在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中，伦理学基本上是通过‘差异’对身份进行建构的伦理学 。在《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鲍曼超出了差异性道德，也超出了‘什么都行’的流行 规则。他呼唤一种后现代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既是根基性的又是根除性的——简单说， 就是与他人共在的伦理学”。(注：Zygmunt Bauman,Postmodern Ethics,Bleckwell,19 98,back cover,back cover,back cover.) 一、现代伦理学根基的“双重误置” 1.现代伦理学根基的“理性”误置 行为评价与行为本身分离是道德产生的必要条件，鲍曼认为，前现代时期，这一条件 并不具备，因此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道德体系。传统生活方式中，人们很少站 在一定距离外观察事物，很少对事物进行反思，整个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所 有方面都被“神”的力量所确认，人的意志和幻想不能对其构成挑战。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人的自由意志，正如圣·奥古斯汀所坚持和宗教所宣扬的，仅仅是从正确之中选择 错误的自由(即违背上帝命令，脱离上帝所设定的生活方式)，这种自由意志必定受到教 会钳制；而所谓人的正确行为也并非一种选择，而恰恰意味着避免选择，即去遵循由神 所设定的惯例化生活方式。 行为评价与人类行为的分野是近代之事，“道德开始被分离成人们的思想、感觉和行 为的一部分，有了‘正确’与‘错误’的区别，这些基本是近代的成就。”(注：Zygmunt Bauman,Postmodern Ethics,Bleckwell,1998,back cover,back cover,back cover,p.4,p.5,p.6,p.6,p.37,p.16,p.8,p.9,p.49,p.5,p.16,p.18,p.16,p.18,p.19,p.19,p.20,p.21,p.2,p.3,p.4,p.10,p.10～15,p.15,p.15.)(现代性运动正是肇始于传统 束缚对个体行为监视和控制的逐步放松，在此过程中，“世俗化个体面临着对个性进行 ‘建构’的需求，需要对一些行为进行测定、权衡和评价。”(注：Zygmunt Bauman,Postmodern Ethics,Bleckwell,1998,back cover,back cover,back cover,p.4,p.5,p.6,p.6,p.37,p.16,p.8,p.9,p.49,p.5,p.16,p.18,p.16,p.18,p.19,p.19,p.20,p.21,p.2 ,p.3,p.4,p.10,p.10～15,p.15,p.15.))在行为评价过程中，各种测评标准之间不可避 免地出现了分歧，因为很明显，“有用的”行为并不必然是“善的”，“美的”行为并 不必定是“真的”。曾经是整体的、不可分的“一”开始分裂为“经济学上明智”、“ 美学上令人愉悦”、“道德上正确”等标准构成的“多”。在多元化标准面前，思想家 们不断地进行考问：一种行为到底应该用哪一种标准来进行测量?并且如果有好几个标 准可以适用的话，哪一种标准将是正确的? 在各种规范、价值和标准分崩离析的文艺复兴时代，脱离了神学“总体性标准”控制 ，步入世俗化现代社会轨道的人们，面临着缺乏一种社会生活可以依赖的“整体性标准 ”的挑战，而对这样一种标准的探寻也就成为现代思想家、立法者最紧迫的任务。当时 的知识分子阶层正是充当了一种“立法者”角色。在此过程中，现代思想家、立法者感 觉到，“道德并非人类生活的一种‘自然特性’，因此需要制定并加强于人们一种全面 的整体性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应当是一种能够强迫人们遵守的依附性行为规范。” (注：Zygmunt Bauman,Postmodern Ethics,Bleckwell,1998,back cover,back cover,back cover,p.4,p.5,p.6,p.6,p.37,p.16,p.8,p.9,p.49,p.5,p.16,p.18,p.16,p.18,p.19,p.19,p.20,p.21,p.2,p.3,p.4,p.10,p.10～15,p.15,p.15.)现代性话语恰恰开始于 哲学家明确意识到，新时代人类面临的问题不能祈求于人类理性之外的力量，不能靠传 统的神话和宗教，不能祈求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必须依靠理性建立行为的道德规范。在 现代性方案中，理性成了一切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他们宣称，“在已经灭绝或者无效的 教会道德监控所留下的空间中，应当填充上一套仔细的、巧妙的、协调的理性规则；信 仰做不到的事理性可以做到。”(注：Zygmunt Bauman,Postmodern Ethics,Bleckwell,1998,back cover,back cover,back cover,p.4,p.5,p.6,p.6,p.37,p.16,p.8,p.9,p.49 ,p.5,p.16,p.18,p.16,p.18,p.19,p.19,p.20,p.21,p.2,p.3,p.4,p.10,p.10～15,p.15,p.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