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今的科学越来越向应用方向发展，越来越显示了科学知识之为力量的特性与层面，从而使科学自身越来越多地增添了伦理道德的内涵，于是有人认为，科学之为纯思辨的理论知识的特性与层面已是迂腐过时之谈，“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等等所谓科学的自由精神（非功利性）已不中用了，不值得提倡了。这种观点尖锐地点明了科学的自由精神在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点明了现当代科学的发展向科学自由精神的挑战。这种观点深深地涉及科学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对其作出评析，有助于认清当今科学发展的方向，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科学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源于西方，源于古希腊。科学所固有的自由精神是古希腊人所特有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们首先提出的。希腊位于欧洲东南，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汇处，很容易吸收埃及、巴比伦等当时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但东方人重实用，缺乏纯粹理性的思辨，古希腊早期的学者从东方学到的只是些“由很古老的经验积累起来的许多材料”，它们为爱作纯理性思考的早期希腊学者提供了一些思考问题的空间，这对古希腊科学的建立不能说没有贡献，然而从事独立的纯理性思考，却是早期希腊学者的特性。希腊科学所特有的自由精神源于希腊本身。（注：参阅［法］罗斑(Leon Robin,1866～1947)《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0～53页。）柏拉图在一段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话中把东方人重实用和希腊人重为知识而求知的科学精神作过对比：他认为希腊人具有“爱智的品质”；而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爱钱”，把知识和追求利润结合在一起，“他们缺乏自由追求的精神”，他们是“不自由的精神”。（注：柏拉图：《国家》篇，IV.435e以下，及《法》篇，V.747b,c。引文见《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卷第412页以下及第3卷第505～506页。） 为什么把不计较利害、为知识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叫做“自由的精神”？这里的自由绝非任性和为所欲为的意思，也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它是指不为名利等外在的东西所束缚的意思。我们平常说“名缰利锁”，被名利所“缰锁”，那还有什么自由！不为名利所“缰锁”，那就是自由。希腊科学不计较利害，为知识而求知，正是这种不为利害（名利等一切外在的东西）所“缰锁”的自由精神。柏拉图说，哲学源于“惊异”（thanma，好奇心，疑惑），惊异是哲学家的标志，知识是惊异的“女儿”。（注：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5D。）亚里士多德说得更具体：“由于惊异，人们才开始哲学思考。人们先是对身边令人困惑的事情感到惊异，后来逐渐对一些重大的现象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宇宙的创生也产生了疑问。一个有困惑和好惊异的人会感到自己无知，人是为摆脱无知而思考的，他们显然是为知识而求知，而不是为了其他实用的目的……。人们不是为其他的利益而追求知识，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他人活着的人叫做自由人一样，唯有这样的知识才是自由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2,982b。）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话告诉我们，知识源于从无知到有知的惊异，人在这种状态中一心沉浸于知识的追求，一心谋求解惑，而完全无暇顾及外在的利益，不为外在的东西所累，“不是为了其他实用的目的”，“不是为其他的利益”，所以这种知识是“自由的知识”。“自由”者，为着知识自身之故，而非为着自身之外的其他什么东西（外在的东西）之谓也。回到上引的中国成语来说，“自由的知识”就是不为外在的名利所“缰锁”的知识。 古希腊科学的自由精神同时也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希腊人重推理、重纯理论的思辨。希腊三面临海，小岛星罗棋布，交通发达。希腊人在这种生活环境下，很自然地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勤于思考一些自然现象何以如此如彼的道理和普遍规律性；再加上古希腊社会发展到当时，生活上的富裕给他们带来的闲暇也容许他们有时间、有兴趣来从事这种不涉及实际用途的纯理性活动。希腊人特别重视以演绎推理为特点的数学，认为数学能“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的思想，面对真理本身”（注：柏拉图：《国家》篇，526B，译文见《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页。）。柏拉图的“理念”说是古希腊人好作纯理性的沉思精神在哲学高度上的一种理论概括。 这里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古希腊这种“为知识而求知”的科学自由精神，其与伦理道德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一种看法把“为知识而求知”（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自由精神理解为独立于伦理道德的“价值中立”的东西，根据这种“为知识而求知”的科学自由精神，科学只问真假，不问道德上的应该不应该，科学家只管追求真理，不问其后果是否符合道德。所谓科学家“无禁区的自由探索”便由此而在古希腊科学的自由精神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为知识而求知”的科学自由精神只适用于以从事纯理论知识探索为特点的古代科学，而近代科学的特点是控制、使用和力量，科学活动本身已深深地卷入伦理道德之中。这种看法在强调科学与伦理道德的结合的同时，又贬低古希腊“为知识而求知”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看法在强调科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这个方面恰恰与当前所谓“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的看法相反，但在对待古希腊的“为知识而求知”的科学自由精神的理解方面却是一致的，即两者都认为这种自由精神是独立于伦理道德的“价值中立”的东西，只不过前者要借维护科学自由精神和“价值中立”以达到“无禁区”的探索的目的，从而把科学与伦理道德割裂开来，后者则是要贬低古希腊科学自由精神的现代意义，以论证当今科学与伦理道德的融合。 其实，把古希腊“为知识而求知”的科学自由精神理解为“价值中立”的东西，完全是一种误解，不符合思想史的实际。苏格拉底说：“道德即知识。”他的意思是，真正认识到善的人是不会为恶的，没有人明知故犯，明明认识到什么是恶还要故意犯罪作恶，因此，要想在道德上完美，就必须真正有认识。为了善，必须知。这颇有点像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注：王阳明：《传习录》。）苏格拉底这种把知识与道德上的善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思路，也许是整个古希腊思想的一个特征。不过苏格拉底所谓知，似乎主要指的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知，他所希望认识到的似乎都是些伦理道德范畴的界说，如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勇气，什么是适度，苏格拉底的知，其主要含义还不能说是科学思考。因此，我这里并不打算把苏格拉底的“道德即知识”作为希腊人把科学与伦理道德融合为一的主要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