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不仅由经济关系所决定，受到生产力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体表现为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伦理原则、道德人格和道德活动等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意义，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因素，能够直接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经济效益，因而道德是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一、资源配置的调节力 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是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历来有关资源配置机制的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认为市场机制能够合理地、有效地配置资源，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通过市场对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另一种趋向是：认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如资源利用率低、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失调等，因此要以政府调节来取代市场机制，至少应用政府调节来纠正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介于二者之间的是这样一些观点，或者认为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应当并重，或者认为市场调节应当为主、政府调节应当为辅；或者认为政府调节应当为主、市场调节应当为辅。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对资源配置是基础性调节，又叫第一次调节；政府对资源配置是高层次的调节，又叫第二次调节。此外，道德力量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是超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另一种调节，可以称之为第三种调节。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着作用的场合，道德调节同时发挥自己的作用，于是就形成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道德调节三者并存，共同发挥调节作用的格局[1]。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伦理经济。市场经济的伦理特质，规定了经济伦理可以在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些明智的企业家之所以对伦理给予特别的重视，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伦理可以带来效益，可以促进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经济伦理在经济主体活动中的价值和作用表现在多个层次和方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把道德作为人力资本，是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以人力资本研究闻名于世的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当中包括了人的道德；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专著《信任》一书中，更充分强调了道德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自身中存在和发挥出来的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要素。它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即由人的智能、知识、身体素质等因素规定的能力，及使这种能力发挥出来的，主要是由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构成的内在机制。现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也把经济道德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本”。 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马克斯，韦伯从宗教化理的新视角，论证了支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背后的伦理精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像日本都非常重视道德作为精神力量的作用。1984年《日本经济白皮书》中指出：“在当前政府为建立日本产业所做的努力中，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首要的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东西。……因此，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的分量，则精神应为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占十分之一。” 社会道德对市场经济的软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的消极负面作用进行匡正和矫治，并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价值上的援助，形成经济运行和伦理运作的双向约束和激励的良性机制，使市场经济具有道德的价值导向。道德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理性杠杆，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有时是无形胜有形。但是，我们不能把道德调节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走进“道德决定论”的误区。“道德决定论”和“道德无用论”，同样都是错误的。只有把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硬调节”与道德这一理性杠杆的“软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才能真正地优化资源配置，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经济运行的导向力 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物质活动，是一切活动的基础；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但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经济运行的目的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国现代化国策的基础，但当把经济本身作为最后的、最高的乃至唯一的目的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宏观与微观上产生各种偏差。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的重要困惑之一，就是在经济科技发展中人的失落。我们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到底为了什么？当经济的发展与精神的失落、社会的堕落相伴随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经济发展丧失了自身的目的与意义。 熊彼特曾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灭亡，根源于企业家创新冲动的衰竭。创新冲动的衰竭又是两种因素结合而导致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出于宗教热诚的、狂热的谋利冲动在利润本身实体影响的侵蚀下减弱，企业家从19世纪以前的“在世的苦行”逐渐转化为受肉欲主宰的状态；另一方面，日益成熟的自由竞争开始降低社会平均利润率，通过创新的谋利变得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双向影响下，20世纪开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创新动力慢慢丧失，整个经济趋于停滞，英国和荷兰这两个世界上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情况正是如此。哈佛大学麦克莱南教授的著名研究证明了熊彼特教授的假说。根据他的研究，在20世纪初，英国的经济无论就其绝对规模还是增长率，都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这个时候，英国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位居世界第三。半个世纪后的50年代，这一比例已经跌至世界第29位，此时的英国经济已是病人沉疴、暮气十足了。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中，具有成就动机的企业家的数量（绝对和相对）多寡是决定其经济活性盛衰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