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明真义，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相适应”的实质，是道德体系、伦理精神与市场体制的辩证互动。 “相适应”的难题是什么？“福山预言”同样可以提供启迪，“要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本质，先决条件是需了解家庭在中国文化里所扮演的角色，这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今天世界上其他家族特性强烈的社会。”[1](P.100)“相适应”的根本性难题，就是中国的家庭伦理和家庭伦理精神。 一、道德体系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逻辑模型 无论在形上还是价值的意义上，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都应当是道德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相适应”或辩证互动。这可以预设为一切经济体制包括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需要探讨的基本课题是：是否可以找到道德体系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般逻辑模型？ 上个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宣告，他发现了一种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或者说，伦理与经济合理生态的“理想类型”，这就是所谓“新教资本主义”。“新教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模式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下半叶，韦伯的这种伦理—经济的“理想类型”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挺进。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根据断言韦伯作为一个学者在这种“理想类型”中包含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故意，但客观的事实是，藉着韦伯理论的巨大影响力，它不仅宣扬了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功，而且宣告了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伦理的理论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显然它是抽象的和虚拟的）。对解决我们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从西方“韦伯热”和后韦伯理论的发展中，可以抽取出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逻辑模型。 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沿用韦伯的“理想类型”，揭示出美国式资本主义深刻的文化矛盾：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矛盾。“宗教冲动力”的核心，是新教伦理的冲动力。比韦伯更进一步的是，贝尔在这里事实上已经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抽象出一种更具形上意义的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逻辑模型，这就是：道德冲动力＋经济冲动力。[2]这种逻辑模型后来被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发展为“最好的动力和最强的动力的结合”，即：最好的动力＋最强的动力。他的理论是：伦理与经济、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的主体都是人，“人的最强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伦理与经济的结合，“不是由两种不协调的理论组成，而是承认人的最强、最好的动力和差异与同一整体性，设计需要两种动力的规则和制度。”[3](P.14) 根据以上理论资源，道德体系、伦理精神与市场经济或市场体制“相适应”的一般模型，可以被演绎为“道德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合理状态，这种合理状态可以进一步被诠释和表述为“最好的动力”与“最强的动力”的辩证互动。 在辩证互动的意义上，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的“相适应”，可以被理解和规定为一种合理的“冲动体系”。黑格尔曾经从法哲学的意义上揭示了“冲动体系”的形上基础及其价值合理性。“冲动和倾向首先是意志的内容，只有反思是超出于它们之上的。但是这种些冲动会驱策自己，相互排挤，彼此妨碍，它们每一个都想得到满足。现在假如我把其他一切冲动搁置一边，而只置身于其中一个，我将处于毁灭性局促状态中，因为这样一来，我抛弃了我的普遍性，即一切冲动的体系。”[4](P.28)在冲动力的模型中，伦理—经济合理生态的真谛在于：“冲动应该成为意志规定的合理体系。”[4](P.29) 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道德体系与经济制度的“相适应”，逻辑地还应当存在另外一个结构，这就是经济组织的形态，或经济实体的组织形态，它在广义上可以属于或被简单表述为“生产关系”。因为，无论经济冲动力还是伦理冲动力，不仅都在一般意义上以人为主体，而且，任何社会的冲动力和冲动力体系的主体，其有效与合理的存在状态，都不是至少不只是个体的存在，而是经济组织、经济实体的存在。个体的道德冲动力、经济冲动力及其“冲动体系”的特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但这些活力如何形成经济组织和经济实体的合力，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关键和难题之所在。一个合理的体制，不仅应当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个体的道德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并使之成为合理的体系，更艰巨、更重要的任务，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最有意义、也是文化资源最深刻地发挥作用的方面，是如何凝聚个体的冲动力，形成经济组织和经济实体的合力，或经济组织的冲动力的“合理体系”。 但是，正像韦伯、贝尔所发现的那样，无论是“道德冲动力＋经济冲动力”的抽象模型，或“最好的动力＋最强的动力”的“冲动的体系”，还是经济组织或经济共同体的冲动力的合力，或共同体的“冲动的体系”，其具体性都直接根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冲动的体系”与文化传统的辩证互动，构成这个民族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文化矛盾。按照福山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是受文化影响最直接的层面，[1](P.10～11)而“文化是继承而来的伦理习惯。”[1](P.45)依此，那些“继承而来的伦理习惯”，便构成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价值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