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为什么近代的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欧时，对比中西经济文化的差异，断言儒家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在惭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研究的是，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则研究的是儒、道思想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他说：“中国人没有优秀的清教徒的那种受宗教制约的、中心的、内在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论，对于清教徒来说，经济的成功并非终极目标与自我目的，而是考验的手段。”[1]到上世纪末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出现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使不少学者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韦伯主义的“障碍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独中、韩、日学者，西方学者也开始对韦伯提出质疑。如德巴里提出“后儒家时代挑战”的理论，试图阐释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又如美国学者David R.Schiller在《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中认为，儒家思想有可能避免制度的理性化发展违背人类现实精神价值需要的局面。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由儒学来驯服它。再如米策泽尔在《走出困境》一书中，也对韦伯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批评和修正。尽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障碍论”的拥护者置疑“东亚经济模式”，但东亚经济半个世纪发展的事实说明：东亚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究其成功的因素除了改革开放、制度变革，积极学习西方之外，无可否认地渗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从而使强调儒家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有利论”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及模式的形成及发展，都不是单纯经济活动的结果，在它的背后，总是体现出一定时期社会文化的促进作用。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大体包括中国、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这一区域在文化传统和渊源上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它所辐射的国家和地区。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吗？综观近些年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人们在谈论传统道德资源的时候，关注得更多的是儒家伦理，是以儒家道德体系为立足点和基本资源进行现代伦理转换与道德建构，对儒家以外的，特别是道家伦理观的现当代意义和作用较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和疏忽。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道家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也有很多闪光的智慧，对于我们这个信息技术大发展和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新世纪，也有可资借鉴的经济伦理价值。 二、道家思想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韦伯曾指出，在关于发展的经济理念问题上，儒教、佛教在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或许是因为儒、佛内含的道德禁欲思想抑制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欲望。与儒、佛相比，道家则是提倡一种自然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类型的经济与西方商品经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也完全没有可比性。就自然经济而言，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与“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伦理观是相得益彰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所以韦伯曾说，即使道家强调俭德，也不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儒教、佛教的道德禁欲意义上的。 尽管我们说从道家的“小富即安”的经济理念中走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从这一点来说韦伯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根本上不是思想的结果，而是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韦伯论证了新教伦理的节欲勤俭、开拓进取的天职观念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实就是发现了这些伦理观念本身的生长性因素。而韦伯的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错误还不仅仅如此，那些对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 就道家思想对东亚国家的实际影响来说，在中国，儒、道互补由来已久，道家自然主义的经济伦理观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思想根基。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道教思想，虽然以宗教的形式造成了与儒家主流文化的距离，在文化表现形式上也处于边缘、神秘的位置，但正如荀子所说，“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神”其实还是被士大夫们以为“文”，其宗教伦理精神依然指导中国普通百姓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 在朝鲜，由于道教对于非本土从未表现过传教的态度，其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朝鲜神道和仙道世界观与道教思想基本一致。道家思想虽被退溪斥之为邪文乱贼，但栗谷却以儒解老，认为老子无为无欲的思想，对君子有所裨益。[2] 在日本，徐福东渡的故事，是道家早期宗教化倾向的一个域外例证[3]。虽然有人戏称日本只有三样东西没有从中国继承过去，就是裹脚、太监和道教。但是正如上田正昭所说，信奉佛教以前的日本，原始神道世界与道教是重合的。此外，从促进日本近代的町人伦理思想中，对于“知足安分”、“俭约”的放弃，也从反面证明了道家思想曾在日本自然经济中发挥过作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