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是指通过运用道德教化、礼仪规范，人格楷模、宗教信仰等途径和手段，来强化自律，责任感、使命感，提升、拔高、唤醒人们心灵中的伟大、崇高、慈爱等情感，促进人际和谐，进而达到治国安邦、政通人和目标的政治统治方式。董仲舒认为，德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教化，其二是行仁政。儒家德治理论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治国理论。它对人性的估计比较乐观，其理论预设则常常是诸种形式的性善论。本文旨在梳理和归纳传统德治理论的前在预设，从而深化对传统德治的基本认识。 1、“人皆可为尧舜”的理论预设 德治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就是人性本善，故对人性有比较乐观的估计。儒家是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它的主流人性论是人性本善。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得出人性善的本体论结论，但指出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之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并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第十七》）的微言大义。亚圣孟子在继承孔子人性论基础上，明确地指出人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种善的本性是人的大性。当然，他也指出，人还有很多欲望，这是小性，人们的大性时常被小性所蒙蔽，将人引向邪恶。只要保持本性或回归善良，克制邪念或中止恶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儒家的另一位著名人物荀况是性恶论者，他算是儒家人性论的异端，但他仍然是性可善论者，与法家韩非等性恶论者迥然有别。荀子认为人的本性由性、情、欲三种形式构成，其中情和欲是性的外在表现，归纳起来，人的性、情、欲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感官之欲望，二是好利，三是排他性和嫉妒心，四是好荣恶辱，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依他之见，这些本性都是恶因。当这些本能向外扩展的时候就会与“辞让”、“忠信”、“礼义文理”发生对抗，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同时，他又认为这种恶的本性是可以改造的，通过圣人的化性起伪、老师的教育、环境和习俗的熏陶及自身的修养，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 孔子肯定了人的先天族类的高贵本质，孟子强调保持和弘扬人的良善本性即可成为尧舜，而荀况主张人们通过改造人的恶的本性可成为尧舜，因此，孟子和荀子的立足点虽然不同，手段和目标则大同小异，可谓殊途同归。他们将“善”与“德”直接等同，其目标共同指向道德高尚的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预设，为儒家修身自律、行教化的理论设计提供了凭藉。关于修身、行教化与人性及政治的关系，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有详尽的阐发。《大学》开卷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经文章》）。《大学》是关于修身和教化的理论，它要使人们回归固有的善良本性，革旧更新，达到理想的境界。《中庸》也在开卷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上天把天理赋予人形成品德就是“人的本性”，遵循本性自然发展的原则而行动就是“道”，圣人把道加以修明并推广于民众就是教。《中庸》和《大学》都将修身和行教化提升到治国平天下之本的高度。关于修身和行教化的政治作用，《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矣”（《中庸·二十章》）。《大学》也本着同样的逻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舜帝之所以成为舜帝，就在于他能够以正确的方法教化子民，“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第六章》）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预设，也为儒家倡导仁政提供了前提。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相反，不行仁政，不讲仁义，则“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尽心下》）。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对孔子德、礼优于政、刑思想的阐发。孔子一向重礼治、德治，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他尤其强调表率和典范的重要作用：“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这里的“政”、“刑”指行政命令和刑罚，是政治统治的刚性内容，主要属法治手段，而“德”、“礼”则是政治统治的柔性内容，属德治手段。德治优于法治，道德至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预设中得出的基本治国方略。 2、“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预设 如果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论语·阳货第十七》）的理论预设，着眼于普遍的人性及其制度设计，那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预设则着眼于人性的差异及其制度设计。根据儒家的说法，人性虽然相近似，理论上都可能成为尧舜，但由于后天的习行不同，客观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圣人。成圣对于个体的秉赋、毅力和机缘要求很高，决定了成圣非常之难，故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第十七》）。 汉代的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质，其中，圣人之性，尽善尽美，无需要教化；斗筲之性溺于贪恶，不可教化；惟有中民之性才是教化的对象。无独有偶，古希腊德治论者柏拉图也认为，人性有三个等级。在他设计的理想国中，城邦的自由民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种人是黄金质地，他们爱智，他们适合担任统治者；第二种人是白银质地，他们爱敬，适合担任护卫者；第三种人是铜铁质地，他们爱利，适合工农业生产和经营工商。柏拉图反对血统论，认为自由民虽分三类，但他们并非世代相传、相袭不变。统治者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要考察他们的后代在灵魂深处究竟混合着何种金属，如果发现他们自己孩子的灵魂里混合着钢铁，那就应该将他们恰如其分地安排到生产者中间，决不能让铜铁质地的人混入统治者队伍，“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1](P129)。而如果工农商家庭的孩子中有金银质地的，就应该及时地将其提拔到统治者的位置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