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学:一个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道玖,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江苏 苏州 215021)

原文出处: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发展伦理学是社会科学和发展研究领域中一个崭新和快速拓展的学科。培育发展伦理学能够为制定有益于人类幸福的发展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尽管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论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是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设法回避认真反思“发展”的概念和意义。与经济学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哲学家则充分地思考了幸福人生的本质和特征,但他们没有把其关于幸福的理论放到公众之中接受检验,也没有正视他们对幸福的解读与普通人价值观的关系。这部分是因为哲学家相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缺乏完成这种任务的工具和专业知识。我们只有通过哲学反思与科学探求二者的整合,才能揭示隐含于更真实的发展伦理学之中的核心人类价值观。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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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展伦理学的根源

      人类关于发展的概念与哲学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关于什么是人生幸福的论争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风俗习惯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实际上,大多数古希腊哲学都很关注幸福问题,他们把幸福描述为“拥有一种客观地令人向往的人生状态”。他们强调的幸福的客观特征使它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区别开来。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是根据精神安宁与否来理解幸福的。它也区别于现代对幸福作功利的解读,现代功利幸福观更多地关注满意人生的获取。但是古希腊哲学以及后来的道德理论对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阐述发展问题的理论影响甚小,而正是这些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理论最终导致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社会科学家对古希腊关于人类幸福和繁荣的概念兴趣很少,在哲学和古典理论视野之外,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了。

      经济学家尤其对伦理问题感冒,他们通过把其与道德哲学和政治学划清界限来避开主观价值判断。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转向研究更加实际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贸易和竞争的优势等。现代发展概念关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技术变化、经济结构转变,以及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早期研究发展的学科很少将注意力放在作为发展最终目的——人的发展的研究上。

      二、社会科学家对发展观的贡献

      实际上,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很少论及发展的实质,很少有论著致力于阐述一种有见地的系统发展观。关于发展的实质的争论大多局限于一些学术论文和教科书中的介绍性的章节中,虽然其中不乏一些有意义的贡献,但大多数文章对现存观点采取批评的形式,而不是提出新的思想或是在旧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建构。他们对发展观念本身兴趣不大,许多举措似乎来自于其他客观因素的激励,比如评估现存发展战略的需要或是构建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社会或经济指标的需要。

      其实,研究发展的概念有不少现实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面彻底地剖析发展的含义,这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水平,以及为构建更好的发展理论奠定基础。用一个发展研究前辈Seers先生的话来说:“我们必须驱散笼罩在‘发展’上空的迷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有意义的目标,从而帮助我们改进国际和国内的政策”[1](P32)

      20世纪90年代,笼罩在发展概念上空的迷雾还没有散尽。在将其用于指导制定公共政策之前,发展概念仍然亟待进一步澄清。正如另一位杰出发展学者Bruton所言:“主要问题在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能制定一个得到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发展目标是许多国家在制定连续和高效政策时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2](P869)

      尽管制定发展战略和明确发展目标的呼声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致力于发展伦理领域的研究。Goulet先生例外,在其名为《残酷的选择》一书中,他以“发展理论的新概念”为副标题。但是,Goulet在其362页的书中也只花了七页笔墨来阐述其发展伦理学的观点,而且其发展概念中谈到的比如延续生命、自尊、摆脱奴役等,相对于亚里士多德早先对人类幸福的表述都显得单薄很多,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新东西。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阐述发展概念的尝试基本都局限于人类基本需求的罗列或是一些社会经济指标的选择之中。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扩大他们的理解空间,他们的注意力仅仅集中于其狭隘界定的人类需求领域。

      三、阿马蒂亚·森对发展伦理学的贡献

      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和著作中,运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他开始尝试为人类幸福和发展理念构建一个更加完整全面的理论架构。根据森的观点,发展应该致力于扩大人类获得能力,他主张把获得能力当作人的需要,人才是真正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森接受18世纪哲学家康德的观点,认为有必要把人自身看作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人类是社会进步的主体、受益者和评判者,但人类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所有生产的主要手段。人类的双重角色为制定政策和计划提供了混淆目的和手段的充足理由。实际上关于发展的论争经常是这样的,把生产和经济繁荣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而把人当作导致生产进步的手段。

      与此同时,一些现代哲学家已经为幸福人生的最终目的提供了理论论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James Griffin,他的著作《幸福》提出了经过其审慎思考的一系列价值观。与其他大多数哲学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森的能力方法牢固植根于社会科学基础之上,其哲学思想深入地影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思考现实世界的方式。通过聚焦于目的而不是手段,森革新了社会科学领域对发展概念的解读模式。

      森同时也鼓舞了其他社会科学家对发展伦理学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获得能力方法成为解读传统幸福理念的最佳选择。森的能力概念体系推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编写“人类发展报告”,该发展报告于1990年开始按年度出版,森参与起草了第一份报告。与此同时,许多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都重视和关注森的能力方法的应用。森的术语开始进入社会科学和发展领域,比如“发展伦理”、“人类幸福”、“幸福生活”、“福利”等逐渐取代广为人知的比如“生活标准”、“生活质量”、“人类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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