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道德学说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汪建华,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3)

原文出处: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孔子和孟子在道德起源、理想的道德人格和道德修养等方面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孔子的道德学说为孟子的道德学说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原型,而孟子的道德学说则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孔子的道德学说。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发展演变。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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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儒家思想中,道德学说是非常丰富的。作为早期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都很重视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和阐述。两者的道德学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诚如学者所说,后世儒者的思想,均以未展开的形式孕育在孔子的思想当中;[1](P377-398)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的道德学说还存在着许多不明确和不完善的地方,是“亚圣”孟子全面拓展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丰富了儒家的道德学说。比较孔孟道德学说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探寻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轨迹。

      一、孔孟“道德起源论”的异同

      在孔孟的道德学说里,都把“仁”作为一条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提出了“仁者,人也”的命题,把“仁”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在他看来,“仁”是一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纯真感情,而这种感情发端于人的最原始、最稳固、最恒久、最强烈的家庭亲情,即孝悌之情。但家庭亲情毕竟只是“仁”的情感基础,而不是“仁”的最终源泉。“仁”的根源是什么?孔子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他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可见,他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主观的内心要求,[2](P93)也就是说,道德的起源是主观的。但是他没有就此更深入地探讨下去。他曾说过“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只是他在逃避他人追杀时仓惶中的自慰之词,很难说是关于道德起源的理性思考。倒是他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的自然禀赋大体是一样的,善恶之分主要在于后天的习染的结果。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第一次提出了人性问题。然而在人性之初,是更接近于善,还是更接近于恶?孔子没有言明,更没有将人性与道德直接等同起来。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见。”(《论语·公治长》)可见他并没有把“仁”归根于人性和天道。恰恰相反,他将“性”和“习”区别开来,并强调了人们道德习俗的差距。显然,他没有将天生的“性”作为道德的起源。

      正是由于在孔子那里,“人性问题还保留着一种作为儒家创始人的丰富性和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3]从而导致后世儒家各派在解读这一命题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不同的发挥。如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好味”、“好利”、“好声”、“好色”,如果不加以制约,任其发展,必然发生争夺,并导致社会混乱。所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即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人性变善是人为加工的结果。“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性情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同上)。就是说人性是人的自然本能和生理欲望。

      孟子自认为是“私淑孔子”,也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真谛的“传人”。他在孔子关于人性论述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对道德起源问题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很重视“仁”,在他的言论中,对“仁”这一范畴的论述是很多的。而且,他和孔子一样,也把“仁”与孝悌之情联系起来。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可见,他也是首先把“仁”作为一种对于亲者的孝悌之情来理解。但是,他对于“仁”的认识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认识“仁”的内在依据和最终根源。在他看来,人生来具有潜在的向善的可能性,即所谓“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是人生来就具备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以“孺子将入于井”时人们的心理状况来论证人的“恻隐之心”与社会关系无关,而是先天具备的,“恻隐之心”具有先验性和普遍性,即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正是这“四端”扩而充之,便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因此,“仁义礼智根于心”,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那么,决定人先天具备向善可能性的“四端”又来源于什么呢?也就是说,决定人的“善”的终极根源是什么呢?孟子在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中又作为更为圆满的回答。他首先针对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肯定了人性本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然后,他引述了《诗经·大雅·烝民》来证明他的观点:“天生蒸(《诗经》中作“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上天生育了众民,也赋予事物以不变的法则,民众把握这些法则,就会崇尚美好的品德。由此可见,他认为“天道”是“性善”的终极原因。所以他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尽量地扩充“四端”,就能体现人的本性,这也就是服从天的意志。这样,孟子明确提出了“先验道德论”,并明确地将人性与天道联系要一起,为后世儒家的“天命道德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把“仁”看作最高的道德准则,也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源泉。但他没有指明“仁”这一道德理想的内在依据和终极根源,因而也就无法说明“仁”实现的必然性。[3] 而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把“仁”与人性联系起来,完成了对于“仁者爱人”思想的理论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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