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如果说，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德主刑辅”是一种积极的统治政策的话，那么，董仲舒的“以德为国”（《春秋繁露·立元神》）则从治国理念上对这种统治政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本文认为，“以德为国”的德治思想既是代黄老之学而兴的一种积极的治国理念，同时也是对武帝时期刑法酷烈在理论上的补偏救弊，其实质和落脚点在于以德正君。 一 武帝时期，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百姓贫耗，穷民犯法”（《汉书·刑法志》）等社会矛盾的激化，刑法之酷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此之时，刑网密集，条律众多，酷吏奸臣弄法，冤狱比比皆是，百姓怨声载道。司马迁的《史记》开历代正史为酷吏做传的先河。《史记·酷吏列传》共记载酷吏十八人，其中数量最多、政绩最典型、记载也最详博的十二人，都是汉武帝的臣子，武帝时期刑法之酷烈可见一斑。此外，武帝时期还制定了繁多的律令，由酷吏张汤、赵禹负责修订，一系列新的律令如《越宫律》、《朝律》、《左官律》等纷纷出台。从班固的《汉书·刑法志》中可以看出，律令繁多博杂，甚至到了连司法官也难以遍睹的程度。针对法网日密、酷吏肆虐、律令繁多的情形，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德刑观提出了批评（见《汉书·董仲舒传》），这种批评通过两种比较而展开。 首先，与秦的比较。他认为，秦朝的问题是人所共知的，“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严刑峻法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秦朝的历史后遗症并没有随秦朝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盤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他引用孔子的话说，腐朽之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如今的汉朝，“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董仲舒的言下之意，治国理念上的“当更化而不更化”，是“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根本原因，汉朝如不改弦更张，将走上与亡秦一样的危险之路。要转变治国理念，当务之急是抛弃法家的严刑峻法而转向儒家的德治学说。 其次，与古代治世的比较。董仲舒认为，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囹圄空虚，而民大治，并非刑罚的结果，而是德教使然，“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而如今的情况则不然，“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董仲舒以儒家心目中德刑关系理想模式的成康之世与汉代进行比较，通过对比社会治理效果上的巨大反差，旨在强调，德治是更为根本的社会治理手段。 通过比较，董仲舒指出，武帝不但必须要进行治国理念上的转换，而且必须将治国理念转换到儒家的思想轨道上去。董仲舒提出“以德为国”的德治思想并非偶发奇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董仲舒的时代，法家的思想已经被此前的陆贾、贾谊、贾山等人批判得体无完肤，“以法治国”几乎成为“暴秦”和“亡国”的同义语。尽管严刑峻法在政治的操作层面仍大行其道，但在理论层面上如有谁敢公然提倡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汉初所实行的黄老思想固然产生了休养生息的重要作用，但在实施的过程中，黄老思想也暴露出一些消极方面，如土地兼并严重，社会不公平问题加剧，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缺乏有力的措施等等。随着酷爱黄老的窦太后的去世，一种统治汉初长达几十年的治国思想也随之寿终正寝。汉初的黄老思想在完成自己历史使命之时，也就是它退出历史舞台之日。因此，武帝时期在转变治国理念，寻求新的统治策略时，既不能“以法治国”，重蹈亡秦的覆辙，也不能“无为而治”，继续奉行黄老的宽驰政策，而是要“以德为国”，俯拾起先秦儒家苦心孤诣的德治思想，实行积极的而稳健的统治策略。 二 遵循儒家的一贯思路，董仲舒认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春秋繁露·保位权》）治理国家只有“以德为国”才能可以达到“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的社会治理效果。董仲舒的“以德为国”涵盖其政治思想的方方面面，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实施德政。董仲舒认为，天覆载包函万物而无所殊，和之以日月风雨，成之以阴阳寒暑，因此与之相对应的人间社会的政治法则就应该是效法天道，即“圣人法天而立道”，应溥爱而无私，遍施仁德，只有“为政而宜于民者”，方可“受禄于天”（《汉书·董仲舒传》）。因此，要改变民生困窘的实际，只有实施德政，“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具体说来，其一，关心民生疾苦。包括：“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等措施；轻徭薄赋，“什一而税，不夺民时”，使百姓“家给人足”（《春秋繁露·王道》），改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其二，修五常之道，“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其三，尚德不尚刑，上天是用德多而用刑少，因此王者就要承天意以从事，“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采取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统治政策。 第二，教化为先。董仲舒认为，人与万物同受命于天，但又超然于万物之上，为万物之灵，“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人之所以贵于万物，在于人“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具有万物所不具有的仁义礼节，并能够自觉按照社会的要求来规范自身，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是道德性的动物。但人的性情中有善之质而非善，他举例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春秋繁露·实性》）所以，在董仲舒看来，“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虽有先天的善的资质，但德性的养成是后天教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