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研究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弘扬马克思学说关于人的价值追求和人道主义文化精神，对于深刻认识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存在问题的重要性，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目前人学研究似乎遇到了一个问题：依旧停留于关于人学的对象、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阶段、人的存在状态、人文精神等宏大问题的宏观描述，相对缺乏理论深度和理论突破。我认为，阻碍人学研究走向深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具体说来，目前在我国，对于人的价值的追求和对人道主义文化精神的肯定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再有那种谈人色变的理论禁区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学理论在研究范式选择方面存在问题，理论研究本身存在内在局限性。如果不克服这种内在局限性，人学研究还会在现有的层面上继续徘徊。 关于人学研究范式问题的思考 实际上，人学研究的内在局限性在其他一些哲学研究问题域中也以相似的方式存在。过去20多年，关于实践、主体性、交往、生活世界、发展、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于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和人文精神的重建都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些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也都同样具有比较宏观和一般化的特征，也都遇到了理论深度和理论突破方面的困难。因此，我们对人学研究内在局限性的探讨对于理解全部哲学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 就哲学研究而言，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一是研究什么的问题，二是如何研究的问题；前者是哲学对象的问题，后者是哲学范式的问题。人们通常对哲学史的探讨和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更多着眼于哲学对象问题，而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哲学范式比哲学对象更重要。实事求是地说，过去20多年中国哲学的进步更多体现在研究对象或问题域的变化上，而在哲学范式方面的改变则相对滞后。具体说来，我们在一系列新兴的哲学研究领域中普遍实现了哲学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即从外在的物质、客观规律性、给定的实在、超验的实体转向人、实践、主体性、交往、价值和文化，这无疑是中国哲学的巨大进步。但是，问题出在哲学范式上，人们基本上没有特别重视哲学范式的转变，依旧习惯于用传统的纯粹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来研究新问题，没有真正实现向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范式的转变。这是目前人学和其他相关领域哲学研究内在局限性的实质所在。 从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文德尔班认为，在古希腊哲学那里，就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哲学范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与“科学”的含义基本相同的“哲学”，其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的真理和知识体系，主要围绕着“那些一部分属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一部分属于对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而展开，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与此同时，由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开辟了另外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其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围绕着“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而展开，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32页。）这两种哲学范式的内在机理方面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尤其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差异越来越明确地导致了不同的理论后果。 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后来同自然科学合流了，并被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所支配，习惯于用自然科学所形成的无限的世界图景来构造哲学理论体系。它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同时，又通过抽象化除去生活世界、伦理道德世界、人的历史领域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使之成为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结果导致了生活世界和人的存在之被遗忘，形成了以黑格尔绝对理念为标志的泛逻辑化的理性主义对于人类思想的专制。在这种体系中，人与万物无异，或者说，“人是机器”。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随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长期蛰伏在人类思想之中的另一种哲学范式，即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在新康德主义、柏格森等人代表的生命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生活世界理论、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中开始取代理论哲学和意识哲学的地位，成为主导性哲学范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哲学范式不仅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回归人的存在领域、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在基本的研究方式、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新康德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李凯尔特明确区分了两种哲学范式。他指出，受自然科学支配的意识哲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而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特性，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不是其客观性问题，而是它的意义内涵。因而，文化科学的方法不应是普遍化的方法，而应当是个别化的历史方法，它尊重文化的个别性和价值内涵。李凯尔特断言，“随着相关的文化价值愈益独特地联结于某一事件的个别形态，这一事件的文化意义也往往相应地愈益增长。因此，只要涉及文化事件对于文化价值的意义，那么只有个别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才是适用于文化事件的方法。”（注：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页。）因此，我们发现，这些哲学流派从不同方面，在不同层次上限定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关系、线性决定等决定性因素的作用范围，打破基于数学化的自然运动的大一统的世界图景及其普遍理性的统治，为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保留特殊的可能性空间。同时，它们对于人的存在和生活世界的探讨，不再强调普遍知识和普遍逻辑，而是立足于把生活世界当作人的生存的意义结构和价值根基来加以展示与重建，在社会行为的互动和主体间的交往中确立人的自由和个性的生成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