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观前提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 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表明，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也力求认识自己的历史，对历史发展问题的思考很早就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观中产生了。古代和中世纪处于优势地位的是神学的历史发展观，即用神的意志来解释人类历史及其发展的问题，把“上帝”或“天命”看成是主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人生祸福荣辱的最高力量，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问题被神化了。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宣布对神学独立，而历史（社会）科学也以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88～1744）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为标志走上了独立化的道路。近代的历史观尽管多种多样，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把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看成是某种“纯粹”的客观过程，人则被视为实现这种客观过程的工具或承担者；二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个人的“独立”发展，人的意识或心理因素成为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前者以黑格尔为代表，后者以费尔巴哈为代表。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是卓越的，他把从维科以来开始探求的历史规律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他不是在历史之中而是在历史之外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用“绝对理性”的自我发展来描述“客观”的历史发展，人反而被看作是“绝对理性”实现自身的工具。这样，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只能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却彻底地剥夺了历史发展的属人性质。这是一种宏伟的历史发展观，同时又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与黑格尔不同，在费尔巴哈的历史观中重新确立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在他看来：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确切地说，是清除和摆脱了个人局限性的人的本质，只有通过对人和自然界的研究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秘密。但他在确认人是感性对象的同时，却没有能够把人看作是“感性的活动”，因而只能用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甚至宗教来理解“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是唯物的，但他的历史发展观却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真吸取近代社会历史理论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既不是神的历史，也不是精神的历史而是“人的活动”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 在他们共同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视野里，社会的运动与发展，社会历史的演进，在表层上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结构，但在深层上却是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结果，即人的实践活动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3] 在历史主客体以实践为中介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物质和能量的变换，而且存在着信息和观念的转换。人在不断把自己的本质力量积淀、物化、凝聚在客体中确认自己是活动主体的同时，又不断占有着自己的活动成果，充实发展着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能力。正是由于影响和构成社会的诸多因素的交织并存和相互转换，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和人的自觉活动过程的统一，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的过程。列宁说：“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4]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也不可能取消历史的前进性，人类文化、文明的历史传递性和累积性等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性，这种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共同构成了我国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观前提。 二、科学发展观实现的客观现实基础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 科学发展观是人们在对自身活动方式尤其是生产活动方式的历史反思中逐步形成的科学的人的发展观。在农业社会里，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业和畜牧业本身的属性要求，其生产、生活方式本质上尚未触动物质活动的基本结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机器生产的快速发展，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规模才明显地发生变化。这时，人类不仅开始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东西，而且以崭新的方式从事这项活动；人已经不是简单地消费自然界的物质，而是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加工、改造这些物质，赋予它新的、非自然的属性。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的关系被征服自然界的关系所取代，从而导致了人类尽其所能地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人类这种带有粗放性、功利性、掠夺性和征服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满足着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引发出越发严重的环境问题。 面对人的自然生存基础不断被人的“经济理性”行为所破坏的情形，恩格斯在认真反思人类活动的基础上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5] 他警示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6]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应用不是减轻了而是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人类生产生活的结果正在变成危及人类自身的异己力量。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开始了有意识地按照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原则调整现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探索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再生能源和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新方法新途径新理念，开始着手于通过改革人的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改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状况。因此我们说，基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方式来审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路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即走一条科学的人的发展道路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解决时代矛盾和摆脱人的现实困境的努力总是伴随着重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设想与尝试。作为对现实冲突的回应，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主体中心理性批判、目的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区分呈现出了回归生活世界解决现实问题的趋势。它们力图从人的生活世界是普遍共识的本原出发重建理性观念，为人的生活世界的现实重建提供价值尺度。但是，无论是胡塞尔、哈贝马斯还是海德格尔，他们只能批评按照理智知识构造生活世界的局限性，并没有去揭示生活世界本质中存在的超越性和能动性。换句话说，它们是在脱离人的真实生活，脱离社会历史中的现实存在来认识生活世界的，没有看到去魅化的知识理性、建立在这种理性基础上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真实作用及其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关系，不能很好地阐明生活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本质，而是转而证明主观形式的社会原理在意识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或者证明一般道德本身主观意识的构造。这样，理论的社会实践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则认为，重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现科学的人的发展绝不是证明道德真理的真理性，而是要在深入社会事实之中寻找和发现真理的同时，付诸于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消灭私有财产是彻底消除人的现实异化、实现科学的人的发展的基本前提。因为正是在私有财产存在的前提下，劳动的对象化才表现为劳动者失去现实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7] 劳动者才成为他自己产品的奴隶，劳动本身对劳动者来说才是某种外在的和异己的力量，人类的、社会的（指“人类社会”）本质归根结底才成为与人的当下存在相脱离的东西。劳动者个体也因此同其他人分离开来，同他们格格不入，并与他们作为异己者对立着，就像他们也同他对立着一样。这种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社会才是异化社会，在异化社会里“异化”也才会渗透在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表现为生活世界与人相对立，即人与人、人与物、个体与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对立等。另一方面，消灭私有财产彻底消除人的现实异化，实现科学的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现实化的革命道路。“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的产生过程理解为一种“积极扬弃”，即不只是单纯的否定，而且是一种复归；不只是一种复归，而且是对作为一种财富的历史的一种真正占有，是“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8] 换言之，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彻底消除异化，并不是在现实历史过程之外有着一个“彼岸的”基础，也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伦理上的义愤式呼吁，它乃是前一社会阶段的必然发展并与之对立的表现，它必须同现实的经济运动联系起来，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结合起来。“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制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9] 这些观点无疑是深刻的、科学的和属人的，它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发展中的理想与现实的脱节问题，为科学的人的发展，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科学重建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