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提出来的，是对现代社会实践的理论反映。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矛盾的发展，启蒙的现代性逐步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于是，现代性就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问题。“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在黑格尔看来，启蒙学者虽然强调理性的能动作用，但他们只是达到了知性的层次，只是在思维中明确地区分了事物，隔离了事物，而没有揭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辩证发展，没有抵达真正的理性（注：泰勒：《黑格尔》，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页。）。黑格尔所理解的理性是一种联系的、辩证发展的客观精神，是通过不断扬弃矛盾而实现绝对真理的过程。他试图用这种客观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缺陷，提供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案。这种理性虽然包含着辩证的、历史的合理思想，但却是唯心主义的神秘思辨。黑格尔把现实的社会矛盾抽象化为观念中的矛盾，进而通过观念的矛盾运动来消解矛盾，这与其说是解决矛盾，不如说是回避矛盾。马克思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批判。他在充分肯定这种现代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作用的同时，指出它受到资产者眼界的局限，是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以改造世界的新视野超越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狭隘视阈，阐明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及其解决途径。近年来，现代性问题受到哲学界的普遍关注，为了把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必要对马克思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进行探讨。 一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是以倡导人的自由理性精神为特征的，它把理性作为衡量和评判一切事物的尺度，试图通过唤醒人们的理性精神，通过启发人们大胆运用自身的理性，使人们摆脱对宗教的、自然的、社会的、国家制度的等各种外在权威的依附，获得自由解放。马克思分析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重视人的理性的现实实践基础，以及它不能合理解释这个基础而具有的理论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精神是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是建立在现代实践基础之上的。现代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工商业，它蕴涵着特定的理性精神，现代性是对这种理性精神的理论反映和提升。首先，人们在商品交换中运用的价值尺度，离不开人的理性抽象能力。只有当人们通过思维撇开劳动的个别支出的偶然情况，把握到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时，才按照价值尺度互相交换产品。马克思指出：“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互相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相同的、一般的劳动，在这个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劳动。如同所有的人的思维一样，这是一种抽象，而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当然，人的这种抽象思维能力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培育出来的，只有在社会分工发达、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条件下，才产生了通过理性抽象出一般社会劳动、将其作为商品交换尺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目的抽象化、一般化了，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是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使生产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人们为了谋求利润，必然要进行精确的核算与筹划，必然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培养起人的科技理性精神。再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生产经营者通过订立契约的理性方式，进行自愿互利的公平交易。这种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平等原则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又会建立以维护每个人自由、平等权利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是法理化的政治，它通过民主程序和法律制度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这样，自由、平等、民主就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精神，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理性。 上述理性精神是现代化时代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任何要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和国家，都要坚持这种精神。但是，市场经济社会又具有内在的矛盾：在市场经济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对商品、货币等物化社会关系的依赖为基础的，个人往往难以预料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社会结果；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是资产阶级无止境地追求自身私利的过程，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但是，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性并未自觉到理性精神的现实经济基础，并未意识到现实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性。它把理性理解为人的本质，把自由、平等理解为人的天赋权利或某种绝对理性的体现。因此，它把理性视为无往不胜的力量，企望用理性代替过去神性的地位。这样，它在用理性破除宗教迷信的同时，又制造了对理性的迷信。 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显示的巨大威力，使得启蒙学者们相信，人能够依靠理性的力量获得关于自然的绝对知识，能够征服和统治自然，因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哲学观念。自然被理解为外在于人的、与人的本质无关的单纯有用物，被理解为可以任人宰制的客体。 启蒙学者们还试图按照理性的要求，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回避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了。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博爱派时所说的：博爱派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即使是反思启蒙现代性的黑格尔也不例外，黑格尔虽然认为市民社会是受物质欲望驱使的“需要的体系”，存在着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但他又强调，政治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页。），是扬弃了特殊利益矛盾的普遍利益的代表，是人人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念的最终实现。因此，他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合理性作辩护的。 启蒙学者理解的人是孤立的个人，人的理性是孤立的个人的理性。他们试图用这种理性代替上帝充当统合社会的基本精神，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这就赋予了惟一、有限的个人的理性以超负荷的使命，因而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康德在继承启蒙理性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修正。康德认为，主体不能无条件地认识外部世界，把握绝对真理。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界限的，它只能提供必然性的知识，而不能把握自在之物，不能为人的自由实践活动提供准则。在理论理性之外，还有更高的实践理性。作为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的实践理性是一种道德自律原则，所谓人的行动自由不过是人对绝对的道德律令的自觉服从，是人的行为的内在自我限定。由于理性既要受到认识外部世界的有限范围的限制，又要受到内心世界的自我限制，由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二元分立，无力达到统一，这就削弱了理性的作用。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论者都试图消除康德哲学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局限，都赋予了理性以更大的能动性，这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康德指出了人的理性运用范围的界限之后，黑格尔则试图把理性提升为超人的客观的绝对精神，用这种无限的、绝对一体化的理性来设置和安排现代社会生活。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向启蒙运动所批判的超人的客观精神——上帝靠拢，从而使现代性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暴露出其理论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