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看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当代效应

——评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

作 者:
张盾 

作者简介:
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20世纪晚期西方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将目标重点指向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是其著名案例:认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当作具体的东西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抽象权力,把使用价值的解放当作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基础,而没有揭示出使用价值本身也是一个抽象,即有用性和需要体系的抽象,因此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推崇正好认同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的这个解读严重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但后现代理论对使用价值和需要的批判又恰恰是马克思学说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理论效应。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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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纪晚期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一个突出论题,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质的东西而一并加以反对,其批判锋芒特别针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和生产问题的论见。后现代理论反对马克思的典型手法是,不顾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具体观点,而集中力量对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性概念进行破坏性的解读。

      按照一般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生存的“需要”,任何商品都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中使用价值就是用来满足这种需要,因为使用价值是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它体现着人与事物之间最自然的直接照面与使用关系。相对而言,交换价值是抽象的东西,体现着不同使用价值间进行交换的抽象量化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被迫屈从于交换价值,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来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即追逐利润。因此,要走出资本主义黑暗时代,就必须把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回归以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为目标的生产。使用价值和需要因此成为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概念。

      上个世纪70年代,鲍德里亚先后发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的使用价值和需要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成为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学说进行解构的著名案例,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美国学者萨林斯于1976年出版《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从解构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和生产概念入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提出质疑。萨林斯是不是后现代理论家可能并无定论,但他对马克思的批评却明显受到鲍德里亚的影响。他们的基本看法可以概括如下:

      1.鲍德里亚认为,当马克思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起来,设计出一个通过使用价值的解放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时,他在理论上并未成功。因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当作具体的东西,用它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抽象权力,这恰恰没有揭示出,使用价值本身也是一种抽象,即“有用性”的抽象: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使用价值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有用性,这就像交换价值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一样,显然也是一种抽象的结果,是物化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一种物化社会关系,是一个抽象,就如同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St.Louis,MO:Telos Press,1981,p.131.)。鲍德里亚指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控制并产生扭曲,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基于物品的有用性,它才具有了交换价值,因为正是基于有用性,使用价值才成为可相互比较的,从而和交换价值一样进入抽象的平等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价值仅仅是交换价值的视域”(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St.Louis,MO:Telos Press,1975,p.23.)。使用价值作为有用性才是最正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2.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作为有用性的抽象,归根结底“是需要体系的抽象”(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St.Louis,MO:Telos Press,1981,p.131.)。萨林斯的解读特别强调,马克思假定人有一个基本的需要,此需要要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来满足,在这一观点中包含着将需要自然化的倾向。“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能够回答使用价值的实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没有能够回答把对这些使用价值的‘需要’组织起来的人和对象的文化法则……马克思不得不用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生物性事实来替换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作用”(注: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192页。)。鲍德里亚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自然化”使需要概念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撑物,因为需要与满足的这种内在自然性,为生产理性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合法性根据,生产中的社会政治逻辑被遮蔽了。鲍德里亚断言,所谓“自然的”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纯粹的”使用价值,都是以资产阶级权力关系为背景的意识形态建构。“如果需要是唯一的,是主体的具体表达,谈论拜物教就是荒唐的。只有当需要将自身建立在抽象的体系中,被平等原则和普遍的联合所规范时,同样的拜物教才会上演”(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St.Louis,MO:Telos Press,1981,p.135.)。

      经过后现代理论的上述解读,使用价值和需要这些概念被剥夺了它们在马克思论说中那种肯定性意义,全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深层抽象,成了和交换价值同质的概念。这种抽象不仅不能克服拜物教,反而使拜物教更加强化。因为需要和使用价值使拜物教获得了一种自然性的存在形式:在使用价值中,物的有用性和人的需要,都是日常生活中每天见到的东西,政治经济学因这些东西而获得自然性的地位。于是,需要和使用价值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想载体,如果没有它们,政治经济学就无法作为人类学的核心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称:“使用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王冠和权杖”(注:Ibid,p.138.)。最后的结论是,当马克思试图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让使用价值直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来克服资本主义的抽象和物化,他在深层上并未走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陷阱,反而认同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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