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多年从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最近则特别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主要原因在于本人越来越深切地感受这一理论能给予正在追求现代性道路上迅跑的中国人民深刻的启示。 当前中国人民一方面充分享受到了现代性所带来的无比丰裕，另一方面也遭受了由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磨难。中国人民面对现代性产生了困惑。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两种观点：其一，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这样一种观点通过哲学、文学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与西方的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遥相呼应；其二，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 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意义正在于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两种观点之错误，形成对待现代性的正确的立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当代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全盘否认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并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它努力地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把人对人的统治掩饰为物对人的统治。它深信，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性理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它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它就把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直接强调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反对把现代性视为不可救药，从而提出现代性的“救治”方案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批判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但不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已不可救药。他说，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注：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注：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哈贝马斯认为，拯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是由主体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的—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注：J.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Suhrkamp Verlag,1988,P.525.）。他把交往理性概念作为理解现代性的普遍范畴。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概念的提出，不但使人们真正了解了现代性出现危机的根源，即不是由现代性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的，而且使人们找到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即发展交往理性。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为其实现形式的。而现代性之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正是从这里他引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哈贝马斯和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对现代化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开始，进而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而是把现代化运动中的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要求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它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的动机。最负盛名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化确定一个界限，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1页。）他还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标志着现化性的终结的东西，以及所谓的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那种选择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东西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2页。）高兹强调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而业已确立的现代化的界限正被不断突破。危机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其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高兹认为，如果坚持当前的危机就是现代性的危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然处于对过去的怀旧的伤感之中，而不能赋予那些引起我们过去的信仰崩溃的变革从新的含义和方向，从而也就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对现代化的观念，即那种把现代化视为是没有界限的、可以漫无边际地加以突破的旧观念。他说：“我希望证明现代化具有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界限，证明这些界限只有通过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而正是这种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这里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给我们能加以现代化的领域划定界限”。（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2页。）所谓划定界限，就是确立在现代化过程中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像现在那样什么都可以做。 有比较才有鉴别，只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作一对照，其言之有理、鞭辟入里就会更清楚地呈现于前。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源自于对现代性理念、特别是对作为这种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体现的现代化运动的危机和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和激情批判。问题在于，这是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所展开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念和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有四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无视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的福音，而对之持全盘否定态度；第二，不对现代化运动作历史的分析，看不到现代化的一些负面效应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三，把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本身带来的，是现代化运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第四，强烈要求回到前现代化状态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能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早、更深刻地觉察到了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但他们在对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展开揭露和批判时，后现代主义者的所有这些特点在他们身上很少体现。他们在批判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又讴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使人类摆脱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他们肯定现代化运动是推动近200年来人类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他们仔细地剖析了现代化运动中各种负面效应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揭示了现代化运动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不是现代化运动本身、现代性的理念带来的，而是由目前推进现代化运动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在他们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他们相信，当人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一种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时，就有可能充分展现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而与此同时大大地消除其消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