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生活世界的公共性日趋增长 在当代生活世界（注：本文借用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概念，涵指人的全部实践领域，不论是生产性的，还是生活性的，只要是对人的自由与发展产生意义的活动和要素。），一种正在拓展的生活维度，即公共性的生活或生活的公共性质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各个生活领域。在经济生活中（注：在萨缪尔森等人著作的《经济学》中，公共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面向全国生产公共品，一般被认为是政府(通过税收支出)的合法职能。(参见〔美〕萨缪尔森等著，萧琛等译《微观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本文大致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公共品和公共价值这两个概念，不同点在于，后者更宽泛，还包括精神产品的内在价值。税和公共品是我们认识“公共性”的钥匙。在我国，每年税收总额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4年)，美国是30％，英国是40％以上，在西欧一些福利国家要更高，德国、法国、奥地利达50％，丹麦、瑞典高达60％多。），公共品和公共价值的生产日益发达，其质量和数量增势迅猛；随着税收的增长和人们对企业外部经济需求的增强，公共品生产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增加，其中公共品对于私人品的比例增幅更快；专家预见，一国公共品不仅将成为一国公共资源的主体，而且将成为各国商品和服务的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的效率呈现日益增强的趋势，公共权力的异化比起以往的历史时期，似乎显著滞怠，公平与效率被社会强烈关注，其公共性正与日俱增；权力体系的结构愈来愈复杂化，其功能也愈来愈多样化，公共生活领域逐渐扩大，几乎伸展到生活的各个部分，人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期待开放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并对其公开、公正和参与有强势需求；非政府公共机构日益发展，日益成为政府、企业以外的第三大组织，联合国的改革和发展需求，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公共关系以及公共生活领域的强化态势和“全球性”特征。（注：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职能，就是遵从并满足个人的合法性需要，其中包括尊重和保护个人的私域自由及其他个人权利。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政治生活的公共性质或多或少增加了一些全球性质。所谓“同国际接轨”，接纳的不外是一些国际间的公共性规则。）在精神文化生活中，公共伦理和公共道德愈来愈为哲学家们所热情关注；公共理性的张扬和诉求，日益成为现代性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人们通过“批判的公共性”去累积本真的公共性，重建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从而推进了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建设和公共文化精神的形成；（注：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各国的文明、各个民族的文明，虽然时有局部冲突的情形，但是文明的交融及其多元一体趋势日益凸显，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公共性特征亦日趋显现。（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世界化的今天，文化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汇点，因此，文化的公共性的品格，包括共同的价值观、起码的共识和同感，对现代化社会的“自由与秩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见邹吉忠：《自由与秩序》，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版，第278-285页。)）在其他社会生活中，公共目标的意义显著并作用扩大，公共目标和公共价值愈益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共同体的性质，从而愈来愈决定着当代关于“社会”的新概念，（注：我们接受的传统看法是，社会的本质总是阶级性的，后来我们注意到还是阶层或社团的，包含了个人性或私人性的。现在，随着西方哲学中对于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理性、公共主体的关注，包孕了阶级性的“公共性”对于“社会”概念来说，愈来愈具有更为本质的意蕴。）以至几乎每个健康的社会共同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获得了如此鲜明和强烈的公共性。现代社会正在加速告别那种仅靠血缘或地缘维系的社会关系，共同的生产活动(业缘)和共同的生活需求日益成为现代性显著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目标选择。 当代生活世界日趋增长的这种公共性质，是历史由阶级史、民族史进入世界史的标志，虽然阶级史、民族史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人类的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正在(趋于)从属于个体与类的矛盾。“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体与类的强相关关系突现出来，它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深刻的变革”（注：沈湘平：《理性与秩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人类也对这种“强相关关系”给以深刻关注。 我们不仅生活在以阶级、阶层划分的社群或共同体中，还生活在以国家、地区、民族、氏族、家庭、职业、党派、社团、年龄、性别划分的共同体中。不论你是否愿意，你却难能摆脱一些小至两人小群体，大至管理全人类事务的联合国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其他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和作用，看起来似乎都是个人的意志、情感、理性受个人的价值、需要、利益驱动的自由、自觉、自主的思维和行为，但从个人的思维和行为的轨迹看，事实上都是上述规模、功能、性质不等的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理性在其公共价值、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引导下的不完全或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路径与结果。（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强调，“个人能够执行一项一以贯之的行动计划”的关键，在于能否“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合作”，而这又取决于个人在要素多样间的互动中能否遵守一般性规则并对具体情势作出调适。所以“自生自发秩序”实际上讲的是个体同群体关系中的概然性。(参见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一般地说，我们把共同体中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理性、公共价值、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对于个人意志、个人情感、个人理性、个人价值、个人需要、个人利益的代表性或体现度，称为公共性。简言之，共同体的公共性质就是公共性。我们用英语词汇Common Nature对应公共性。Common，源于古希腊词汇( Koinon) ，指“公共”、“共同”、“普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共同体)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它的词根相近的词Commit含有“委托”的意思；它的另一些词根相近的词Committee(委员会)、Community(社会、公社、共同体、一致[性]、Communism(共产主义)（注：在我的有限阅历中，没有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公共性”的用词，但是却发现了他们的最深刻的关于“公共性”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追求，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一种灭失了阶级(性)的、异化的，充满了最为丰富公共性的，因而也是最具个人性的社会。这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中有着深刻的论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性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