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上的重大进展 (一)提出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十五”期间，价值论在哲学中的意义日益突出，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受到重视。 冯平认为，所谓“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指的是价值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凸现，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哲学研究视界的转换。对哲学价值论转向的分析包含三个层面：哲学观的变革，世界观层面的变革和相关的研究方法以及支撑这些研究方法的基本信念的变革、研究主题的变化。在西方哲学史上曾有过两次明显的价值论转向。第一次发生在古希腊由自然哲学到伦理学的转变之中；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中叶，它的标志是一种自觉的以价值问题为主题的哲学理念的诞生；目前哲学发展正在酝酿着第三次价值论转向。面对现代人类所面对的种种危机，反思20世纪哲学的发展，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应该推进哲学的这次价值论转向。[1] 孙伟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生活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突显，“拟科学”的传统哲学本身也面临困境，当代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中已经或正在出现所谓“价值论转向”。价值论转向并不仅仅意味着价值论的出现，它还将导致哲学观、哲学研究视角、哲学思维方式，以及哲学精神等的革命。[2] 董世峰认为，价值概念群、价值领域、系统化价值理论的建立标志着近代哲学完成价值学转向。[3]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一是基于研究重心由“应当”问题转换为“德行之所以然”的问题，二是基于研究范式上由目的论、德性论、义务论等转换为价值论。[4] 何仁富认为，尼采以强力意志永恒轮回的生成世界观、透视认识论和生存价值论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形而上学的价值转向。[5] 谢军认为，哲学自身的危机和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唯科学主义的盛行促使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总体上呈现出价值论转向的特征。[6] 韦朝烈认为，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价值哲学转向的背景。[7] 陈新汉认为，中国的价值论在20世纪末实践标准的讨论中诞生。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多元价值及其冲突是价值论研究经久不衰的深广社会背景。价值论研究促进了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和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8] 江畅认为，哲学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以价值论为中心重新构建。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不仅需要本体论、认识论的研究，但更需要价值论的研究。[9] (二)提出了在实践基础上重建价值哲学的理念 冯平认为，价值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以人类活动的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价值哲学的建立已成事实，分析哲学对价值哲学已遮蔽。要在实践基础上重建价值哲学。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的唯物史观给我们研究价值问题以重要启示。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问题。[10] 李德顺认为，马克思哲学以对人的本质和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解为基础，揭示了价值现象的秘密，从而确立了自己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11] 王玉梁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哲学观和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论指导价值哲学研究，科学地解决了价值本质和价值标准问题。[12] 何萍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属于现代人文主义哲学传统，马克思价值哲学有几个重要概念：“实践”、“共产主义”和“异化”。[13] 徐长福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包含许多维度，其中首要的是价值维度，即把实践作为世界的价值本质、人的终极价值，亦即价值本体来看待。[14] 马克思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人的本质概念：一是价值本质，关涉人的“应该”；一是事实本质，关涉人的“是”。[15] 李江凌认为，马克思确立了价值哲学的根本理念；开启了考察世界的价值视角；以实践作为价值的基础，现实地、社会地和历史地理解价值的本质。[16] 汪信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既是哲学理论本性的根本变化，也是广义价值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17] (三)思想史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整理 冯平、陈立春认为，从乌尔班的《评价：其性质及其法则》开始，价值哲学的研究主题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由新世界图景的价值哲学建构，转向对价值哲学理论的研究。换言之，在此之后价值哲学研究结束了形而上学阶段，而进入了认识论阶段。在认识论阶段，评价问题成为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对评价问题的研究中，乌尔班开创了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验论研究理路。我国近20年的价值哲学的研究范式与乌尔班开始的美国价值哲学的研究范式十分相似。[18] 李江凌认为，美国现代哲学家培里创立了一般价值论——价值兴趣论。它具有以下特征：生存论的思维方式，兴趣中心的理论主旨，自然主义的哲学倾向和经验描述的研究方法。[19] 黄涛从学术史上追溯和梳理了把握价值论自然主义径路的基本方式，着重研究了美国哲学家S.C.佩佩尔，认为他从目的性行为结构分析和选择系统理论两方面探究价值的来源和基础，为反思自然主义价值论径路提供了一个经典蓝本。[20] 董立河认为，怀特海构建了一种新颖的价值理论，主要包括“样式理论”和“感受理论”两部分。他的价值理论是贯穿于其早中晚期哲学的一条红线，更是其晚期哲学的核心。[21] 江传月研究了黑尔的价值语言，[22] 研究了刘易斯沟通事实与价值的方案。[23] 姜赞东认为，尼采不仅以生命为基础重估一切价值，而且初步地进行了自然主义价值的建构。他还开创了价值哲学的相对主义方向。[24] 程金生认为，价值本源问题是价值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它对价值的价值性进行追问。海德格尔反对主体性视野的价值哲学，主张基于存在自行发生立场的价值哲学，这种思想具有改变整个西方文化发展方向的意义。[25] 许为勤认为，布伦塔诺在价值的来源、价值的判断把握、价值的内观方法、及如何达到至善等问题上对价值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26] 郝亿春通过研究哲学史得出，道德价值开显的一条可能通道是情感——价值现象学。[27] 布伦塔诺借鉴描述心理学的方法，试图在其哲学理论中提供出普遍有效的“价值”来取代相对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价值”。[28] 邹伟忠认为，舍勒启发我们，价值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使得人格介入和参与到价值和价值本质的相互联系之中。[29] 董世峰认为，N.哈特曼价值接受理论的根本前提是人先天携带着“模糊的”价值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价值绝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之间的张力，同时显明整个价值柏拉图主义的二难困境。[30] 刘尚明、彭隆辉指出，迈农重新诠释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把价值奠基在情感和理智之上，并新颖地处理了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和个人价值与非个人价值的调和问题。[31] 颜昌武认为，文德尔班开创的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是对黑格尔之后以危机形式表现出的“哲学合法性”的探求，文氏继承了洛采的价值思想，并将其置于康德先验哲学的框架中，从而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先验价值哲学。[32] 魏义霞认为，中国古代与近代不同的价值旨趣和精神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价值哲学的转型特征。[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