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所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尽管严格意义上的价值哲学在近现代才刚刚出现，但关涉价值问题的人类思维活动，则是与人类文明相始终的。从人类探索价值问题的思想发展历程上看，价值哲学形态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从价值的视域研究人”，“从人的视域研究价值”，以及进而将二者相统一的思维嬗变过程。而价值哲学形态的嬗变过程，又真切地体现出人的哲学思维的不断深化过程。
一
从价值的视域研究人，就是主张“天地为人立法”，其主导思维倾向是将“价值”视为一种自明的存在，一种绝对律令、一种普遍法则，自然、社会以及人的全部活动都在这种绝对律令和普遍法则的统摄之下。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天命神权思想，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始基”学说，中世纪的“上帝”理念，乃至近代以来的“绝对精神”思想，无不是对这种绝对律令和普遍法则的强化。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万事万物的本质都被归结为它们最终极的始基或造物主，一切都是由始基或造物主所决定和主宰的。当然，人的一切活动包括人世间的吉凶、祸福、贫富、苦乐、得失、贵贱、成败、安危、荣辱、善恶、寿夭、生死等等，同样是由始基或造物主所决定和主宰的。
“从价值的视域研究人”体现的是一种传统理性主义的价值理论思维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本体论式”的价值理论研究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从总体上理解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时，完全排除从主体角度出发寻找其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与可靠性根据，寻找主体活动的价值本体或源泉，而是从本质上外在于主体的某种普遍客观的东西中去寻找。因而，这种价值思维模式，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是把价值本身同价值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并非价值存在本身，价值存在本身是那种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超验存在。因而，对价值存在的追问，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悖论：不能设问与必须设问之间的矛盾。即它作为一种探究方式，必须设问、追问“价值存在”本身，从而确立起一种认知姿态；然而，对“价值存在”本身的领悟又不仅不应导致知识论，相反它必须以“逃离”知识论的樊篱为其前提。就其思想原则来看，是把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实体性价值，这种“实体性价值”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并先验地规定着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它在解释事物时，总是习惯于从一种先定的“原则”或“规定”出发来演绎现存世界的现在和将来，说明现实生活的“如何”、“应当”和“怎样”，而现实世界只有被“还原”到“第一原理”，才能获得“合乎逻辑”的解释。
显然，从这种价值思维模式的思想本质和原则出发，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对现实的、经验的、活生生的世界和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无视和否定。它要么把价值的最高确定性或价值本身归于神秘的上帝；要么是通过玄学化、概念化和抽象化的做法，企图从某种直觉中把握价值的最高确定性，使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得到所谓最彻底的统一性解释。尽管这种价值思维模式就其最终的动机而言，体现了不满足于当下现状而追求“人所应是”的超越本性，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为人们提供了意义的根基，使人们得以自信地生存，然而，这种作用却造成了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根本性分裂，人以分裂的、异化的方式追求着自身的超越本性。尽管这种价值思维模式直觉地感受到价值与存在的关联性，并试图在存在的意义上解读价值，但是，由于其对于存在本身的理解是抽象的、静止的、实体化的，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价值的理解同样是抽象的、静止的、实体化的。这种思维模式在价值认识研究中的基本表现是先定绝对真理论，认为在人的价值认识过程之前已然存在着所谓绝对的价值真理，价值认识的任务只在于对这种既有价值真理的发现或接近，从而使价值认识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淹没在价值认识(理解)的绝对普遍性、确定性和唯一性之中。这种思维模式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基本体现是本体先定论、本体还原论、单一模式论和世界至善论。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时，只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先定性方面，强调人的历史活动必须甚至不得不遵循某种确定不移的趋向或者某种具体途径和模式，不懂得“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而已”的科学内涵。
二
从人的视域研究价值，是对价值的绝对律令和普遍法则理念的反动和超越。这种思维方式是伴随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的实践能力、尤其是工业实践的兴起和发展而逐渐生成和确立起来的。由于日趋明显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向及科技和生产进步所带来的鬼斧神功也不能望其项背的成就，引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急速增强，人们不再仅仅从某种外在的绝对律令和普遍法则中寻找自身活动及所引起的自然和社会变化的终极根据，不再需要外在于人的所谓“本体”作为未来生活的保障，不再从某种普遍理性中寻求自身的价值本体和力量源泉，转而强调的是“人为天地立法”，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于是，主体性取代了绝对律令；人的需要取代了普遍法则。“价值”在人的视域中获得了重新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