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处境
杨学功
摘要：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当代面临着怎样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许多西方学者和思想家都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时代最具活力的思想体系之一。与此同时，他们又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或者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入手，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多方面的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过时的征兆，毋宁说是要求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和实践经验修改和完善理论。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将在回应全球化挑战和回答全球化问题中，把自己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挑战；发展
考察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当代处境，不能回避当代最重大的历史事变和时代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挫折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当代面临着怎样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这里主要根据《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书所提供的文献资料，着重介绍和评论一些在当今世界卓有影响的学者或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处境的看法。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一度陷入低谷，有人借机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稳操胜券。然而，这种胜利的宣言，在20世纪末现实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和危机面前，迅速地褪去了颜色，欧美出现了广泛的“马克思复兴热”。许多当代西方学者和思想家都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时代最具活力的思想体系之一。综合他们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例如，美国学者卡西迪认为，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这是他理应得到的一种评价。马克思写下了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化、技术进步、高雅文化的衰落、现代生存的萎靡不振的性质等动人的段落，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1] (P1)“不管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1] (P10)美国学者凯尔纳也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 (P35)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格雷认为，现代世界的变化“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带来了新的生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在某些关键地方被证明是正确的”。[3] (P169、170)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詹姆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4] (P73)他甚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与自身对立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4] (P85)
第二，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分析现代世界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我们今天做出政治选择仍然是有启发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说教者和预言家。相反，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分析者，一个科学的分析者。因此，任何一个想反驳马克思的人，必须把自己放在与他相等的分析水平上”。[5] (P20)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冷战结束后所著的《革命之后》一书中对当今世界格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当前全球社会的重组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后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全球变化的最为广阔的背景，而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当前出现的这些变化是必不可少的”。[6] (P207)著名的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多斯桑托斯也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了解全球现实变化最有用的分析工具。
第三，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凯尔纳写道：“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2] (P27)
西方学者在从不同视角肯定和确认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充分肯定其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或者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入手，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作了多方面的揭示。
首先，必须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形态。詹姆逊对此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现代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于现存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即后现代时期、信息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知识性和理论性反抗)，必须区别于各种在现代时期、在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即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将产生一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与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也将更加具有文化上的特征，将从根本上反对迄今被视为消费主义的那些现象”。[4] (P82-83)
其次，重视除阶级分裂之外的其他社会分裂的理论意义。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继续适用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对阶级的严密的和坚定的关注，政治学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朽贡献。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两点：第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特别关注的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一个正在衰落的阶级，因此许多人对无产阶级能否像马克思最初的革命理论所说的那样充当革命的生力军产生了怀疑。第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夸大了阶级的优先地位，而贬低了性别和种族的作用。他认为，压迫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和车间，还发生在其他许多领域，因此，虽然忽视阶级的中心地位以及阶级政治学的重要性是错误的，但是当今的激进政治学应该更具有多元文化特色，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种族和性别上，更应该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2] (P31-32)美国学者克拉里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在形式上不再符合旧的阶级界限的社会斗争的本质、源泉和结构。根据种族、民族、性别、两性关系以及宗教方式而形成的新的主体、认同和社会运动的出现，政治关注的新领域——如绿色组织、和平运动以及“国际主义”或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形成是斗争和抵抗的有力的源泉，它们对旧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斗争形式既是补充又是挑战。例如，女性主义理论就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劳动分工、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等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全部被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化”。关注性别差异的、远离中心的主体概念目前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外围概念，它正在融入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本方法之中。此外，女权主义关注的问题，如生育权以及生育权的被剥夺，不付报酬的家务劳动，充分的儿童看护以及可比较的价值等，如今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分析和政治斗争的对象。[7] (P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