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理性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的界定，通常认为，传统理性主义主要包括两种形态，即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宇宙理性主义和作为近代工业文明基本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而我们所说的现代理性主义是指以20世纪文化危机为背景，在现代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冲撞与汇合之中所生成的重建人类理性观的倾向。 启蒙理性何以走向自我毁灭 毫无疑问，古希腊哲学是古典理性主义的典范，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最先以自觉的方式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一信念无疑贯穿于古希腊哲学之中。但是，古希腊先哲对理性的把握并未囿于其认识论和人本学含义，而是致力于在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层面上，确立起作为万物内在结构和根据的“宇宙理性”。考察古希腊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理性一直在众多哲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内，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纯粹形式，其实质都是理性，因为他们把理性当作整个世界的本原，认为理性是万物得以产生的力量，是所有产物共同追求的目的，而这个本原又是绝对实体，所以这种理性本质上是宇宙理性。他们所阐述的理性使其退化为神话成为可能。因为“理性主义之所以同神学历史观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就在于它所揭示的世界的理性结构同神学所描绘的人之形象一样，均在寻求人之外的某种绝对的实体”（注：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中世纪时，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代替了对宇宙理性的崇尚，宗教理性取代了宇宙理性。当宗教理性无限地抬高上帝时，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便遭到了外在力量的扼杀。 由于人们把理性抬到了至高的地位，它也开始日益与人相背离，对人实行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启蒙理性出现了。它旨在把理性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使人摆脱统治，成为主人。在这次启蒙运动中，理性、科学、个性得到了充分发展，人类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如果说在启蒙时代科学理性在为人的个性进行辩护的时候显示出勃勃生气的话，那么到了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时期，科学理性却晦蔽了个人活泼的生命。法国启蒙思想家把抽象的理性运用于社会，试图找到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的思想原则。要求一切社会制度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他们认为在理性支配下建立的制度、国家具有永恒性。这时，理性不再是神学的婢女，它的权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恩格斯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356页。）康德积极地倡导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从而无怀疑地确定了理性的统治地位，当然，他的理性本质上是理论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又使理性成了宇宙之源。 马克思使理性从天国返回尘世，他坚决摒弃了理论理性的思维方式，实现了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换。马克思在阐述国家和法的基础、批判宗教的非理性基础以及表述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时所使用的已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是他反复强调的“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从具有普遍性的认知理性和宇宙理性回归到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再进一步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过渡，马克思从传统理性主义向现代理性主义转变的标志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表述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围绕人的自由解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由解放与否的标志就是劳动。显然雇佣劳动是不自由的标志，与之相对的是自由自主的劳动。雇佣劳动之所以不自由是由于劳动已经被异化了。”（注：于桂芝：《劳动和休闲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这样马克思就为人的存在和开放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发自人类实践本性的深刻的理性批判，而他的理性观也由此具有现代理性主义的本质特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伽利略为标志的客观主义理性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了技术理性。技术理性虽然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却导致了人们对生活本质和价值理念的遗忘。人不仅遭受自然界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也严重异化。启蒙理性本来打算使人摆脱统治，结果却使人陷于新的统治之中，它终于走向了自我摧毁。研究启蒙何以走向自己的反面，无疑有助于形成健全的理性。 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启蒙理性自我毁灭的原因之一。因为“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像：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像某种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思维远离活动、远离现实，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过程。正因为它远离现实而日益独立，所以它只谈在它的独立领域中意味着什么，而不谈在人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理论日益走向自律化。这样它就不能不变成意识形态，从而具有了统治的功能。马尔库塞在分析理性转为技术理性的原因时，曾把这一转变的过程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他认为，在柏拉图的辩证逻辑中，现实还没有被形式化，而到了s是p这种表述中，概念已对对象漠不关心。也就是说，当逻辑把思想的单位缩小到符号和记号时，思想也就演变成了演算和操作，它借助于普遍概念而获得了对个别情况的统治权。当然，形式逻辑只是理性走向自我摧毁的第一步，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出现，更高程度的数学化和抽象化，都表明思维的逻辑始终是统治的逻辑。随着思维的发展，统治的程度也在加深。对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除非超越自身而付诸实践，思想就无法造成这样一种变化；正是同作为哲学发源地物质实践的分离，给哲学造成了抽象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