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走向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从实践本体论到存在论的奠基；第三阶段是后形而上学时代马克思哲学的建构。在这样的历史与逻辑的划分中，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也就具有了双重意蕴：一是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二是这种思考并不是要回到没有个人理解特征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哲学，而是总要回到具有当代历史与思想语境的马克思哲学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可以说就是在解释学的循环中，从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出发，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基本原则，走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建构，并实现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历史和文化之间的批判对话的。 一、形而上学批判与哲学思路的转向 没有形而上学，哲学也就没有了存在之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针对当下的历史境域，提出要思考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重新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但在讨论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那就是用存在论（生存论）取代过去的本体论。这些讨论虽然有助于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思维能力，加强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但需要意识到的是，马克思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恰恰反对从本体论上重新构建形而上学，而是走向了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分析，并从中揭穿了哲学自律性的神话。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如果仔细加以区分，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追思形而上学的方式：一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建构，即以超越有限性的绝对理性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石；一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形而上学建构，即以此在的有限性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石。形而上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理念的构成问题，在关于理念构成的思考中，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想为理性找到一条真实的根基，摆脱哲学无家可归的状态。从知性向理性再向绝对观念的转变，实际上是主体（从个体到类）的不断提升，这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深层依据。但这样一种思考，理性的霸权是形而上学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它对感性的取缔最终会导致对感性的重新思考，这是黑格尔之后形而上学建构的另一条思路，即理性直观的思路。这条思路以尼采、柏格森为中介，在海德格尔哲学达到一个新的制高点。虽然海德格尔反对的正是黑格尔，但实际上两者恰恰构成了形而上学建构过程中的两极。黑格尔追求的是绝对理性的澄明之境，海德格尔追求的是当下领悟的澄明之境，两者追求的都是一种纯粹的思，这是形而上学的真实语意。虽然这种思在黑格尔与海德格尔那里是以相反的方式完成的，但最后想达到的都是一种洞察秋毫的境界。只要这种境界达到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境界就可以实现了。如果对形而上学做这样的界定，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思考语境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对形而上学的颠覆。[1] 马克思在哲学变革之前，接受的是最具思辨力的黑格尔哲学，因此从哲学的思辨出发面对生活，这是自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主题，也是早期马克思哲学之思的主题。从《莱茵报》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都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来讨论问题的，这也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这个概念为什么具有人类学特征的根本原因。按照黑格尔的哲学，绝对观念的自我外化（异化）、再从外化中实现自我回归，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根本逻辑，形而上学之思就是要实现这一最后的回归，并对这种回归达到一种理性的自觉。同样，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逻辑中，也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宏观叙述，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非异化的原初社会，经过异化的社会再到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区别了对象化与异化，以对象化反对异化。对象化反对异化的基础是人的本质的自我觉悟，这当然是费尔巴哈的论述方式，但这种方式并没有逃出黑格尔的逻辑，因为费尔巴哈实际上是将黑格尔总体逻辑中的一环独立出来，作为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工具，这当然不能真实地超越黑格尔哲学。另外，对象化反对异化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理想上的分离，因为在商品社会中，对象化与异化很难分离开来，商品交换的过程是对象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异化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后来不再运用人本意义上的人类学概念来阐述自己哲学的原因。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思考就会发现，海德格尔也没有逃出这种人类学的论述方式。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重新追回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扬弃与回归过程。与黑格尔、青年马克思都是以一种前进的思辨辩证法实现异化的扬弃不同，海德格尔采取了一种直接回归的方式。 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评的正是这种形而上学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主要体现为两个相反相成的层面：第一层面，哲学并不是一种能够代替现实历史过程的理性自律的世界，哲学的基础也不是纯粹的理性或绝对观念，而是现实生活过程，因此，对哲学的反思首先在于对生活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反思。这是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立足点。沿着这一思路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他先是分析了现实资本主义生活过程，将哲学变革生活的形而上学理想，奠基于现实生活的分析与批判之上。“唯物主义批判的批判成就，首先就是使哲学陷入了哲学的自我意识的贫困中，即使哲学陷入了这样一种认识中，这种认识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起源，又不能通过自身去完成自己的任务。”[2] （P247）在马克思看来，对当下社会的真实建构，并不仅是通过理性的思辨或理性直观就可以完成的，其真实的基础在于现实的实践过程，理想社会的实现必须以改造世界的实践为基础。在这样一种思考中，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哲学批判精神转化为一种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批判精神。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没有了，或者像传统研究中所表明的，马克思后来只是关注将哲学运用于经济分析中，创作了《资本论》。实际上，在马克思后来的思考中哲学仍然存在，并构成了他的哲学精神的第二个层面，即探索哲学的逻辑何以从生活中并经过哪些中介得以抽象出来，在这种抽象中现实生活过程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在理性思考中，从而揭示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同构关系。在这样一种思考中，任何一种哲学除了理性自身的逻辑之外，还有其清晰的历史定位，这是透视哲学之谜的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具体分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人”是如何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这种抽象本身又何以切中了现实生活，使人们进一步认同了现实生活过程。当马克思将这一点揭示出来后，任何神秘性的纯形而上学之思，都显示出其存在的神话性特征，这才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真实意义。其实，当哲学变成一种纯粹之思的形而上学时，也就最容易变成与现实“共谋”的意识形态。当海德格尔将这种哲学之思推广到一种泛文化的程度时，虽然可以创造出一种个人的生活空间，但这种空间越是个性化，也就越成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同谋，使人们在一种“自恋”式的情结中，同时成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可以说，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看起来他在追求着独特的个人，但这种个人恰恰是被抹平了的个人。这只能是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诗性反抗。
